雍正帝继位

杨乾坤

康熙帝在位六十一年，曾两废太子胤礽，故尔在驾崩之时，对于“国本”——即立储之事，尚未解决，诸皇子在窥伺着皇位，尤以胤禛、胤禩和胤禵为甚，皇位终被胤禛（即雍正）夺得。他的入承大统，形成了历史疑案。事情的经过，官方是这样记载的：

康熙六十一年八月，帝自热河行围返京后又去南苑行围，看来身体很正常，十一月初七日回畅春园，说是“偶冒风寒”，似非大病，且病情日轻。遂命胤禛代行冬至日的南郊大祀。十三日凌晨，病情忽然恶化，传诸皇子人见。寅刻皇三子胤祉，皇七子胤祐，皇八子胤禩，皇九子胤禟，皇十子胤?，皇十二子胤祹，皇十三子胤祥及步军统领、理藩院尚书隆科多至御榻前，传遗诏：“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登基，即皇帝位。其时胤禛并不在场，他赶到时已在巳刻，三次进见康熙帝问安，此时康熙帝还能说话，“告以病势日增之故”。直到夜间戍刻，帝去世，方由隆科多宣遗诏，据说胤禛尚无登大宝的思想准备，“闻之惊恸，昏仆于地”。胤祉等向其叩首，遂即位，改元雍正。

但怀疑者认为，胤禛的继位，是矫诏篡立，不然，此继位事何以传说多而记载少，传说离奇而记载恬淡？康熙朝的《实录》中记载传位之事甚详，却是雍正朝所纂修；留传至今的档案被雍正帝做了手脚，也不可能留下篡位的证据。对矫诏篡位事，今且援引一证：雍正七年，雍正帝在曾静、吕留良案中，有谕旨一道，此谕为各本《雍正谕旨》所不收，又非《实录》所载，但它出于御笔，存于《大义觉迷录》（即雍正帝关于此案的《上谕》，附以曾静口供及忏悔作《归仁录》而合成之书）中，当信其真了。谕中有言，康熙帝下遗诏时，皇七子及隆科多等八人在场，偏偏胤禛不在，及至其代祀南郊“驰至问安，皇考告以症候日增之故，朕含泪劝慰。其夜戌时龙驭上宾，朕哀痛号呼，实不欲生。隆科多乃述皇考遗诏，朕闻之惊恸，昏仆于地。诚亲王等向朕叩首，劝朕节哀，朕始强起办理大事。此当日之情形，诸兄弟及宫人内侍与内廷行走之大小臣工，所共知共见者。夫以朕兄弟之中，如阿其那（丑诋之满语，意为“狗”，指胤禩）、塞思黑（丑诋之满语，意为“猪”，指胤禟）等，久蓄邪谋，当兹授受之际，伊等若非亲承皇考付朕鸿基之遗诏，安肯帖无一语，伏首臣伏于朕之前乎？”

孟森先生在《清世宗入承大统考实》中曾引此谕，驳之曰：据此则传位之遗诏，雍正帝于康熙帝逝世之后，始由隆科多述而知之，而谓隆科多与七皇子八人同以是日寅刻受诏，在雍正帝未至康熙帝寝宫之前。何以既至以后，康熙帝方口语便利，能屡述病情，却为何不言付托之意？况且那一天雍正帝三次进见问安，则舒缓如平时之微恙护视，绝非将属纩时举抉迫切之态，康熙帝可以自达其意之机会甚宽，而竟以大位相授一事遗忘不语乎？到这等时候，还在守秘密而不告本人乎？若言秘密，则受谕的八人已知，唯独不使受遗之人得知，此岂在情理之内？又况胤禩、胤禟，雍正帝既言其久蓄雅谋，希冀储位，而今忽闻末命，大宝有属，又岂能代为守秘，而兄弟间若无其事乎？而其兄弟间之不闻其事，亦于此谕证之。”驳得十分得力。所谓的“八人受谕”云云，亦使人生疑。因为在雍正七年九月《大义觉迷录》出笼前，各种文件中从未有“八人受谕”之记载，该说出笼之日，那八个人中，死的死，囚的囚，得罪的得罪，能说话的，只剩下一个胤祐，但也已被吓得苟且偷生。所以便无人来否定此事。

保留在《大义觉迷录》中的一些传言，说雍正帝篡立的情节曲折离奇，如将“传位十四皇子”改为“传位于四皇子”便是其中之一。但专家已否定此事，按清朝的书写格式，胤禵当为“皇十四子”，胤禛当为“皇四子，此“皇”字不可省略。因之改“十”字为“于”字是不可能的。但否定这一民间传说，并不排斥矫诏篡立，因康熙帝逝世时，控制着局势的胤禛和隆科多不会使大好机会错过的。至于康熙帝病势不重而忽大变，乃是胤禛进了一碗人参汤之事，这更令人生疑。因其出自谕旨中，便较之斧声烛影出于他人之笔，至少是同等嫌疑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