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还需要文学吗

吴明

《小说》杂志停刊了，这让我好一阵子难过。说实话，我算不上《小说》的作者和固定读者，但《小说》的停刊还是使我十分地惋惜和遗憾。

《小说》是1985年由《青年文学》发展的一个文学刊物，八十年代中期以后时不时地看过一些，那时文学还热着。虽说经商热已经兴起，但下海的毕竟是少数，文学在社会上、在一般人心目中，至少在校园里、在青年人心目中，还是神圣的、严肃的、崇高的。所以，我和很多爱好文学的人一样，经常要花很多节衣缩食的省下来的钱去买各种文学类的书籍和刊物，经常要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去读这些书籍和刊物，这其中不必说就有《小说》。1985年以后，文学进入了一个“新探索”时期，出现了各种标新立异的手法，但《小说》似乎没有追赶这股新潮流，仍然以发表现实主义作品为主，并坚持沿着这样的路子走下来。

在我的印象中，《小说》没有以时髦招徕读者，却赢得了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的喜爱。这是由于《小说》是一个很有特点的刊物：每期以六七篇中篇小说为主，有一二位作家的“短篇集束”，间或还有长篇小说精选，作品扎实、厚重、可读、耐读，它围绕刊名，突出小说的主体地位，栏目设置又不限于小说的范围，又有纪实文学、小说书简、作家风采等栏目，就我个人来讲，我尤其喜欢它的名人传记、小说序跋，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关于田汉、郁达夫等人的传记，和追忆路遥的文章，都活泼泼有个性，真挚而感人。

《小说》的主编赵日升先生是我的老师和朋友。我和他是1996年夏天认识的。这是一个很朴实很善良的人，从外表看不出文人那种骄矜，很像一名普普通通的北京老市民。从他那里我知道他是中国青年出版社的老编辑，先办《青年文学》，后来又发展出《小说》，提起文革以前的“三红一创”（《红旗谱》《红岩》《红日》和《创业史》），提起许多西北作家，他都很为自豪，因为他们都是中国青年出版社推出的。此后一直至今，赵先生一直给我寄赠《小说》，因为我说我喜欢这份杂志。每次收到他亲手寄来的杂志，看着信封上他的笔迹，我的心里总能感到一种融融的暖意，感到一种殷切的期望。

前不久传闻说《小说》等几家文学期刊将要停刊，我感到非常忧虑，希望这不是真的。然而待到我打开赵先生寄来的1998年第6期，这传闻不幸被证实了。这么好一份杂志却要停刊了，这不能不使我感到遗憾和疑惑，究竟为什么要停刊呢？报纸上说是由于“发行量下降”、“经费不足”，事实并非完全如此。赵先生他们的《终刊词》讲，《小说》最近5年平均每期的发行量在15000册——20000册之间，这作为文学期刊来讲，是很说得过去的。而且《小说》每年还创收利润10万元，编辑部5人人均2万多，这令其它文学期刊称羡不已。既如此还要停办，我这外人就更糊涂了。

我爱《小说》，还因为它不像有些刊物那么势利，尽围着名家大腕转，作品非名家大腕不发，它经常发表一些无名之辈青年作者的作品。所以它的停刊对于无名的青年的作者来说，损失是大的。《小说》这是多么好一个文学阵地呀！可惜。据称出版社的考虑是，将《小说》与《青年文学》精简合并，是为了调更多的人去编书创更多的利。也许这理由很合理，我却觉着不是个滋味。不赚钱或赚钱少，一个办得好好的文学刊物一块好牌子就不要了？编书能赚钱，就都去编书？为了钱去编书会是什么样的书？这样的经营方略真不懂。这就是报上说的“经济转型期文学刊物面临的挑战”吧。难道社会不需要文学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