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与史治

孔明

单就吏治而言，雍正也算得上个好皇帝。少时，他随父皇康熙南巡北狩，颇受乃父言传身教；成年后又身在官场，对吏治之弊深有体会。及至位登大宝，深知帝王之治，一在勤政，二在臣下之“忠、廉、勤”。他向朝野宣称，凡先帝宽宥的臣下，他都绝不宽恕。当时按照前朝惯例，新帝一朝登位，内阁都要拟呈“恩诏”，恩免那些应该恩免的亏空官员。雍正帝决心打破这个惯例，以开风气之先。他认为那些官员“既亏国币，复累民生”，不但不能恩免，而且绝不能姑息宽容。他明谕百官，对亏空者要严厉追查，限三年之内如数弥补，愈期不补者，重加惩处。凡各级官员，都须引以为戒，倘若再有亏空，严惩不贷。为此，雍正帝专设会考府，专事清查退赔工作，并告诫首辅大臣胤祥：“你如果不能胜任清查工作，我就另派一个大臣接替你；如果还不能查个水落石出，我就亲自出马，非查个一清二楚不可！”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即使清查到王公贵族、高级官员头上，也绝不姑息迁就。康熙第十二子胤祹曾经主持内务府工作，积欠亏空甚多，为了赔补，不得不拍卖日常家用，以致于倾家荡产；康熙的另一个儿子胤?因赔补不足，被抄了家。内务府总管李英贵曾经与另一位同僚张鼎鼐狼狈为奸，串通冒领国府钱粮百余万，一经查出，家产被抄没归公。户部亏空银250多万两，雍正帝令从历任官员身上追赔150万两，另100万两由户部逐年弥补。凡贪之官，上自督抚藩臬将军，下至道府州县参游，一经查出，即令追赔，并予罢免。即使已经不在人世，也要令其子孙代赔。雍正即位后第一年，被查处的地方贪官污吏达数百员之多，到第二年，浙江、福建两省因为肃贪涉案官员太多，官府几乎无人办公；湖南一省官员，被参劾者超过了半数；直隶省更是原官员留任者屈指可数，吏治之腐败的确令人触目惊心。饶是如此，雍正帝仍不改初衷，对贪官不依不饶，使廉政之风日盛一日。由于贪官被抄家者比比皆是，故而当时有人把雍正称作抄家皇帝。但他毕竟抄的是贪官的家，令天下百姓拍手称快。

雍正帝于惩贪倡廉并举之同时，十分重视用人之道，以“严明”察吏，以“严明”用人，倚重“严明”之人，以行“严明”之治。大臣田文镜，人谓其刻薄，物议、攻讦者比比，雍正反而树之为“模范疆吏”，视之为“巡抚中之第一人”。还有李卫、鄂尔泰，都是雍正王朝的“严明”大臣。得力于他们的“严明”，才使吏治改革终雍正一朝，大见成效。

雍正帝在整饬吏治上，还有一招，就是提耗羡，行养廉，釜底抽薪，蓄水养鱼。他心里明白，吏治不治，弊在火耗，火耗不去，就有一种驱力促使官员非贪不可；而一旦火耗尽去，极有可能适得其反。与其放任自流，不如因势利导，暂提耗羡，解归公用，使火耗之征有所限制，又使贿赂受到约束。这一招果然灵验，官场风气为之一变。

在雍正帝看来，惩贪与养廉固然相辅相成，考察与监督也不可等闲视之。他认为惩贪说白了是迫不得已而为之，属权宜之计，吏治要走上正轨，关键在防患于未然。用人之道，不可不博采舆论，但也不能仅以舆论为准绳，必须以试用察其贤否，试之不称职，则革去；试之大可用，则量才录用。除此而外，他还从三个方面确立制度，对官员实施行之有效的监督。一是行纠察制度，如大计、京察、军政，俱为定例；二是行察吏制度，使官员不敢随心所欲；三是行密折制度，“以众人之耳目为朕之耳目”，使考察与监督既有机密性，又有广泛性。

紧随雍正之后的乾隆“盛世”，实得益于雍正帝之改革，特别是吏治。可以说没有雍正，就没有乾隆之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