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王朝的文字狱

杨乾坤

中国古代文字狱，至清朝前期而达到最狂潮。顺康雍乾四帝，以此为利器而罪人者，直是青出于蓝，一个超过一个。雍正帝在位十三年，搞文字狱近二十起，其特点是：前一阶段诸案作为统治集团内部斗争的副产品出现，多与“惩戒朋党”有关，后一阶段则是清廷对汉人民族意识的恐惧。

汪景祺本是潦倒文场近四十年的举人，年羹尧任川陕总督时，他便通过朋友关系依而附之，做了幕宾，年羹尧案发，在抄家时，发现了他于年幕中写成的《读书堂西征随笔》一书，书中有被指为“讥讪”皇帝和谄谀年羹尧的内容。雍正帝阅后，愤而朱批：“悖谬狂乱，至于此极，惜见之晚，留以待他日，弗使此种得漏网也。”于是将其斩首枭示于京城宣武门外菜市口，历时十年，直到乾隆帝继位后，才得以“掣竿掩埋。”

钱名世系侍读，与年羹尧同年乡试。他的罪名是以诗谄附年羹尧。如“钟鼎名勒山河誓，番藏宜立第二碑”，并在此诗中自注：“公调兵取藏，宜勒一碑，附于先帝平藏碑之后（康熙帝曾为胤禵调兵进藏立有一碑）。雍正帝命将其革职，发回原籍，亲书“名教罪人”四字，令制成匾额挂于钱名世住宅，并令在京官员由举人进士出身者，作诗刺之。

查嗣庭进士出身，系由隆科多举荐，任内阁学士，后又兼礼部侍郎。他的得罪在于依附隆科多。雍正四年乡试，他被任命为正考官赴江西典试，被人告发试题刺讥怨望。雍正帝认为，其所拟三道试题大有问题。这三道试题中，前一道有“正”字，后一道有“止”字，中间一道意欲将其联络。将“正”、“止”二字联系在一起，便是诽谤雍正年号。随之又搜查出其日记两本，发现“讪谤”康熙帝的内容，遂捕之。此案尚未了结，查嗣庭即病死狱中，但仍被戮尸枭示。也因他与汪景祺同系浙江籍，城门失火，殃及池鱼，雍正帝以“风气恶薄”为由，停止了浙江士子的乡试会试两年。

谢济世陆生楠之狱，亦因“朋党”之故。在直隶总督李绂和河南巡抚田文镜互参事件中，浙江道御史谢济世疏劾田文镜，被认为与李绂结为党援，遂被革职，发往阿尔泰军前效力，他在军中又注释《大学》，“毁谤程朱”。陆生楠因与谢济世是同乡，被雍正帝目为同党，亦被革职发往该处，在那里，陆生楠著有《论通鉴》十七篇，案发，被斩立决。

曾静、吕留良案，是雍正时影响最大的文字狱案。湖南人曾静屡困于文场，见到清初思想家吕留良评选时文及其它作品，遂生反清之念，遣其徒张熙去策动川陕总督岳钟琪谋反，被岳逮捕，将详情上奏，朝廷又将曾静捕获。据曾静供，其行为受到吕留良“夷夏之防”思想的影响，事情便株连到已故去四十余年的吕留良。吕留良系浙江人，顺治十年秀才，后自悔猎取功名，拒绝与清廷合作。他的诗文及评选时文，汉民族意识强，影响极大。雍正帝便将矛头转向他，亲自与其打笔墨官司，在全国范围内掀起轩然大波，结果，将吕留良戮尸，株连颇广，曾静张熙被释放。后乾隆帝刚一上台，便将曾、张二人凌迟处死。

雍正朝还有一些比类“夷夏之大防”性质的文字狱，如：太常寺卿邹汝鲁进呈“河清颂”，内有“旧染维新，风移俗易”等语，被革职。裘连早年戏作《拟张良招四皓书》，至八十余岁时事发，被认为讽康熙帝废储，而被逮入京，死于狱中。庶吉士徐骏有诗云：“明月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照人”，被诛。屈大均诗文案发，因其人早已物故，诗文遂被毁禁，其后人被流放。

雍正帝时期的文字狱，系皇帝处心积虑所造成，它就是要将个人专制推向极端，使天下听命于一人，永绝心腹之患，永绝逆耳之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