缓刑，应该缓行

口文/刘问顶

“治乱世，用重典”，这是中国古代的治国之道。

“盛世也须用重典”，这是国外的经验。新加坡，这个只有290来万人口、华人占70%多、1965年才宣告独立的岛国，“重典”之下迅速成为了“亚洲四小龙”；

80年代初，总设计师邓小平又明确提出了“从重从快打击犯罪分子”的政策原则。

根据古今中外的经验，按照邓小平思想，对贪污受贿等腐败分子，既使不用“重典”，不象50年代那样“重”，按照刑法规定的数额，“5千元以上不满5万元的，处1年以上7年以下徒刑”，叫他们蹲监狱，“10万元以上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叫他们一命归天，也是应该的。

可现实中总是有法不依，“重不起来”，不仅那些贪污受贿近千万元者未死，5万元以下的贪污受贿犯，各地多数是“缓刑”！报刊公布的案例，则有受贿9万余元还是“缓刑”的[6月10日新华社通稿]。

缓刑的基本特征是：判处了某种特定的刑罚，同时宣告不予执行，只在一定时期内保持执行原判刑罚的可能性（北大出版社《刑法总论》第267页），由此可见，缓刑是一种极其轻微的刑罚，老百姓说“缓刑等于未判刑”。

当前腐败十分猖狂，查处腐败分子，干扰大，说情多，有的法院顶不住压力，有的法院判关系案、人情案，“缓刑”便越来越多。

反腐败关系到国家命运，惩处腐败分子要从重，至少目前宜慎用缓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