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孩子吃饭发愁

编者按：

本报二版从即日起到国庆前后开设“五十年说变化”栏目，主要刊登建国后个人生活变化的稿件，重点放在改革开放二十年来的生活巨变上。稿件体裁为药通讯，字数600字左右，要求行文亲切、自然、流畅，可信性强。忌面面俱到，抓住一点，写足写实。欢迎读者朋友踊跃赐稿。

我的两个儿子，老大生于1970年，老二生于1972年，当时我在部队工作，由他妈妈带着他俩个在宝鸡一家工厂工作。他们娘儿仨个，每月一斤油，一斤大肉，二斤豆腐，口粮是百分之四十粗粮，百分之六十细粮，逢年过节，偶尔供应一点大米。在这种什么都凭票供应的那个年代，妻子平日最发愁的就是孩子的吃饭问题。每月一斤肉，她分两次买，几乎全给了孩子，一斤油，主要为孩子炒菜，她经常吃咸菜或酱油凉拌菜，细粮总是留给孩子吃，粗粮就让她全给承包了。有时偷偷在黑市上买点鸡蛋，也是留给孩子改善伙食。对于这些少得可怜的一点东西，妻子尽管千方百计地进行调剂，但还是常常为两个儿子没啥可吃而发愁。

然而，当斗转星移到20世纪末的时候，我又为孩子们的吃饭问题发愁了。每当在西安工作的大儿子打电话说，他星期天要回家时，我首先问他做什么吃的。而他总是说随便。他这一随便，就将我难住了。大肉，他早已不吃，鸡肉，也没了兴趣，孜然炒牛肉，他也吃腻了，带鱼、鲤鱼，也只是尝尝。你说除了这些，还能为孩子做点什么好吃的呢？

二十多年前，妻子整日为孩子没啥吃而发愁，可在二十多年后的今天，我又整日为不知该为孩子吃什么好而发愁。但所不同的是，愁与愁愁得不一样，一个是愁供应奇缺，一个是愁物质太丰富了，简直不知给孩子吃什么好。（赵德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