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工：文明社会的癞痢

在电线裸露、没有丝毫防护设施的一排排工作台上，来自广西、贵州等地的女童们日复一日地从事着每天15个小时的苦役，没有节假日，每天仅有两顿水煮青菜裹腹，工资还无从谈起……倘若不是有5月30日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报道为证，谁能想到这是发生在朗朗乾坤中的骇人现实。更难以思议的是当广西警方前去营救时，却得不到当地公安部门的配合，令人有“不知今日之宇中竟是谁家之天下”的感喟。

感谢有正义感的“焦点访谈”同仁，以良知和胆略为人们揭出了生活中的肮脏和黑暗。这应是冰山的一角，并非全部当是不争的问题。观诸我们身旁所处的社会，就在那一个个打着陕西名优小吃“牛肉泡馍”、“灌汤包子”的桌边，有几家没有那些小“闰土”们在端茶、洗碗；西安人引以为荣物美价廉的夜市上，你和亲友所享受的羊肉串，不少就出自于那些本该读书握笔的小手；而穿梭其间的“卖花女”、“卖唱儿”，又有谁知道他们的辛酸悲苦。记者去年夜访的北郊“黑作坊”，由于新闻曝光而寿终正寝了，但在西安城乡结合部那般在昏黑污浊环境下出着牛马力的童工又有多少，怕只有天晓得。

雇佣童工以及童工制度，在任何国度、任何时代都是臭名昭著的，既使在资本主义早期也为稍有良知的人们所不齿。英国作家狄更斯早在上一个世纪于《大卫·科波菲尔》中即将此钉上了历史耻辱柱上；既使在三十年代的旧上海，也被夏衍的《包身工》所痛斥。童工问题已成为检验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准：它既表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程度，也测评着社会职能部门的运转状况。令人汗颜的是许多“有关部门”正如“焦点访谈”所揭露的那样，交了可耻的“白卷”。

提起当今死灰复燃的社会丑恶现象，如嫖娼卖淫、吸毒、童工问题，这几年颇有一批道德家以“当年”自炫。其实这是一种“驼鸟政策”，丝毫无补于事。就前二者而言，此言不虚，但那是以窒息民族生机而换取的，代价未勉过大；而后者何曾一日消失过，就在时下“九斤老大”们视为“尧天舜日”的岁月里，如我辈者就充当过“公社的小社员”，而今走红的作家贾平凹当年不也年仅十几岁就到水利工地上“战天斗地”去了；“提篮小卖拾煤渣”的远不仅是李家的铁梅一人。

今日之“童工”问题，自然与生产力低下是“孪生儿”，但又不仅仅局限于此。童工绝大多数来自经济落后地区，特别是偏僻农村。昔日乡下儿童一两元钱便能读书，而今在《义务教育法》下，千万儿童却被高昂的学费拒之门外，等待“希望工程”施舍。日本明治维新时尚且义务教育，而我们的说词是“资金困难”，而又“豆腐渣”不断、灯红酒绿，怎不该汗颜？先哲马克思卷幅繁多的《资本论》阐述的一个最基本而又残酷的真理，便是资本总是希求以最少投入获取最大的利润，可悲的不仅是童工由此应运而生。“扫帚不到，灰尘照例”，负有维系社会正义之责的相关部门漠然视之，甚至纵容包庇，才是最应忧虑痛心的问题。封建社会以及两元制度造成的城乡、官民分割，使人们漠视生命，将人划分为三六九等，才是最可悲叹的。

当今时代，由于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现实，劳动者处于弱势的现状将愈演愈烈，而童工更是弱中之弱。在大力立法保护弱者利益的同时，加大执法力度显得尤为重要，如果不双管齐下，一方面既使将童工从“黑作坊”内救出，另一方面不给以就学受教育的帮助，实现法治和社会公平只能是一句自欺和欺人的空话。

一个致力于民主、自由、社会公正的国家断不应当容许童工出现；一个富强的社会也不应由童工的血汗来堆砌。“救救孩子”的呼声已喊了一个世纪，我们应将野蛮遗弃在21世纪门槛之外。

本报记者 郝振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