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明星免试上大学合情？合法？

在悉尼奥运会夺金后，刘璇透露自己最理想的归宿是北京大学新成立的新闻学院。

2001年7月，同为申奥形象大使的邓亚萍完成了毕业论文答辩，拿到了清华大学的本科文凭，之后重返英国，攻读诺丁翰大学的硕士学位。而与邓亚萍同时成为清华大学一员的伏明霞却由于连年赛事繁忙，至今刚完成学业的1/3。

看来，上大学似乎成了体育冠军们退役后的最佳选择。

免试上大学惹出争议

相信大家都还未淡忘2000年，当巩俐表示要到北大进修硕士学位时引起的轩然大波。北大校园里拒绝巩俐读研的一种理由是，名人上大学是社会对名人的回报，而巩俐，社会对她的回报已在水平之上，没有必要再来沾北大的光。因为名人上大学在许多人的想象中可能是混张文凭。

体育明星上大学较之一般名人上大学有所不同。教育部有文件规定，三大赛事（包括奥运会、世界锦标赛、世界杯）的个人前三名可以免试进入任何一所大学本科学习。就目前中国的高等教育情况看，可以免试上本科的大约只有这一特例，其他相似的情形就是全国数学、物理、化学奥林区克竞赛的名列前茅者、优秀三好学生，可以免试保送进入大学本科学习。但这样的学生本来就是学习尖子，保送对他们而言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倒是大学笼络人才的一种方式。

悉尼奥运会后，伏明霞、刘璇这样的甜美冠军让传媒为之疯狂，随着她们的人气日旺，广告界、演艺界也向她们频抛媚眼。为大众瞩目，是幸事也是烦心事，它意味着你的一举一动都将纳入公众视线。伏明霞穿英文脏字裤子事件后，有关体育明星免试上大学的话题又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持反对意见的人说，现在一块金牌的含金可达百万，国家对冠军们的安排已很妥善，社会的回报也相当丰厚，对“名利双收”的体育明星们，没有必要再将上大学作为一种优惠待遇赋予他们。

赞成体育明星免试上大学的人们则认为，学知识、受教育是每个人应有的权利。体育冠军用他们艰辛的付出，为祖国赢来了荣誉，社会以满足他们的求学梦作为回报也无不可。

而一些法律界资深人士则认为，这些看法大多都是停留在情感、情理层面上，它反映出我国尚短的法治建设进程，法治社会中人们对一种社会现象的讨论首先要问它合不合法。首先，教育部有没有对各高校招生进行指令性安排的权限？这是程序性的问题，恐怕在高校自主招生日益扩大的今天，招什么样的学生还是各校自己的事情。其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经由这一公平竞争的途径，任何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特殊规定一小部分人享受绝大部分人享受不到的“免试特权”，不经过同一考试程度录取大学生，即是竞争机会和条件不平等，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相悖。

“法外施恩”的深层背景

目前，在清华大学学习的体育明星有跳水冠军伏明霞，就读经济管理系；射击冠军王义夫、张秋萍夫妇，就读经济管理系；国际象棋冠军诸宸，就读中文系。在北大学习的有体操冠军李宁、李春阳；乒乓球冠军刘伟；围棋选手刘利民。在北京师范大学学习的有排球冠军郎平，国际象棋冠军谢军；在人大学习的有王军霞等。

90年代初，体育明星免试上大学政策的出台，究其原因是国家教育部、体育总局为运动员退役后的发展考虑的。体育明星从小就投入到专门的训练中去，使得他们很少有时间进行文化课学习。他们退役时都还年轻，而无论是选择从政、还是经商、亦或其他发展方向，他们的知识积累都显得相当贫乏，需要回到校园去充充电。

多数的体育明星上大学是为了充实自己，但也不能否认有的体育明星上大学只是想镀镀金，混一纸文凭。

体育明星免试上大学，只是国家给予少数做出特殊贡献的运动员的特别关照，但这种“法外施恩”的政策既不能解决体育界其他更多运动员退役后的出路问题，更无法解决体育明星上大学折射出的我国体育教育体制存在的问题。

体育的本质在大众而非“明星”

从运动员的成长轨迹看，大多运动项目需要从小开始培养，体育教练们在各地的小学甚至幼儿园中寻找有运动天赋的孩子，然后将他们网罗到各地的体校培养学习。体校的宗旨无疑是培养运动冠军，高强度的训练要求使得保证半天的文化课学习也显得奢侈。全国如此众多的体校培养着众多的运动员，而世界冠军能有几个？只是他们之中的凤毛麟角罢了，剩下那为数众多的人何去何从？

2001年新当选的国际奥委会主席是世界赛艇冠军，同时也是医科大学毕业的高材生。我们不一定要完全走西方的路子，但将体委在体育资源方面的优势，与普通中学、大学的文化知识教育优势结合起来，是可能探索出一条最佳的途径的。正如人类教育的理想就是教育的平等、个性和大众化一样，体育真正发展的标志是大众化，体育的发展之路不能越走越窄，发展体育不是少数人的事。国家体育总局已意识到问题的存在，推出了奥运增光计划和全民健身计划。

2008年，世界选择了中国，到那时，我们奉献给世界的将不单单是奥运史上最精彩、最出色的一次盛会，还有我国体育事业真正健康的发展。

（摘自《民主与法制》文/阮莹呼满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