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信的被欺

□文/刘吉祥

翻遍《辞海》，查不到对诚信一词的解释，可近来诚信又频频在报刊上露面，但仔细一想，诚信者无非是老百姓常说的信誉也。

实事求是地说，就诚信或信誉而言，我们这个国家是个讲诚信、讲信誉的国家，特别是在法制不健全的封建时代，维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是轻契约重承诺的。因为信誉、诚信在国人的眼里就是人格，而没有人格的人在国人的眼里便是最大的耻辱。于是，人与人之间有个经济往来，多了便打个欠条，一般便靠诚信人格的约束力和法律一样有效应。但到了商品经济的时代，人们也便有了新观念，诚信少了，代之而起的却是欺诈。据《中国青年报》披露，我国每年因不讲诚信付出的代价大约达6000亿元，其中逃避债务直接损失1800个亿，其余的合同欺诈、产品质量差和制假售假2000个亿，三角债2000个亿。这组数字的真伪笔者无法考证，但披露这个情况的某负责人再不讲诚信，那诚信也就没人相信了。

在法制不健全的封建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靠诚信来维系，而随着法制的健全，我们的诚信又怎么会丢了呢？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呢，或者说诚信的被欺又是如何形成的呢？首先，是我们的一些领导同志不讲诚信。为了纠正在工作中存在的一些贪污和浪费现象，我们党在开展“三反”、“五反”运动的基础上，又决定1957年上半年在全党范围内开展整风。运动一开始，毛泽东就虚怀若谷，礼贤下士，笑容可掬，启发、引导和鼓励党外人士、知识分子向我们党提意见，以便帮助我们改进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一再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现在不是放多了，是少了，应该再放。但当一些有识之士真的帮助我们党进行整风时，毛泽东却一反当初虚怀若谷的样子，开始收网了。结果，55万右派也就产生了。这里边也不乏极个别反党分子，但绝大多数却是响应党的号召，真心实意帮助我们党整风的。难怪有人说这是我们党以诚信为代价而搞的一场阳谋，从此也便揭开了建国后我们党的历史上诚信被欺的序幕，先是大跃进时的吹牛，接着便是庐山会议上彭德怀被整，直至文革爆发，全党陷入了诚信的危机。再次，是我们一些政府不讲诚信。近几年中央三令五申要减轻农民的负担，可有些地方农民的负担却有增无减。有的地方种一亩田负担在350元左右，有的地方由于种田亏本，田无人种，负担只好往人头上加，人均负担达到500元之多，昔日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如今却是少壮去打工，剩下童与孤，只见负担长，不见收入增。而我们的一些政府却为了早出成绩、多出成绩，不切实际铺摊子，贪大求洋做样子，至于所需的钱，羊毛出在羊身上，人民的政府要人民养。于是，把收入没的说有、小的说大、少的说多。结果，政府开口子，群众掏票子，辛辛苦苦一年下来，属于老百姓的没有了多少，以致现在的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再次，是我们一些国有企业不讲诚信。20年前，不景气的国有企业就开了欠债不还的先河。你去要帐，厂长还老大不高兴，“你怕什么，我们一个堂堂正正的国有企业，还能黄了你的那点小钱。”至于企业和企业之间，更是你欠我的我欠你的，以致哪个企业要修楼盖房，你若不先预付一定的资金，就没人给你建，即便开工了，也是建了第一层就得结算地基的钱，建了二层，就得结算一层的钱，否则就停工。从现象上看，似乎这样有点残酷无情，而实际情况却是谁投入谁倒霉。至于这个领导不认那个领导手上的事，下届领导不认上届领导的事就更是习以为常的事了，而诚信也就在这时变得贬值了，甚至一文不值了。正是由于我们的一些政府、企业和领导人个人不讲诚信，以致如今欺诈行为却可以招摇过市，酒有假的，烟有假的，服装有假的，企业有假的，商标有假的，数字有假的，帐目有假的，新闻有假的，甚至除了娘是真的外，其余都是假的，正像民间戏说的那样，村哄乡，乡哄县，一直哄到国务院。假的泛滥到如此程度，那真的必然就要碰壁，又何谈诚信之实。

不过，正像在《辞海》里找不到诚信一词一样，无论诚信怎样贬值，老百姓之间的交往仍是以信誉为本的，所以我敢断定，那因不讲诚信而造成的6000亿的损失是与老百姓关系不大的。因此，要防止诚信的被欺，要最大限度地减少经济损失，就需要公仆们身体力行“三个代表”，能像老百姓那样以信誉为本，以老百姓为本，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凡事想着群众，遇事为着群众。这样，诚信才能由说教变成真正的行动，诚信才能由官方的用语变成老百姓心中的信誉。否则，被欺的就绝不仅是诚信本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