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喜冤家

□文/刘三余

1966年岁末，由我牵头，有10名同学组成的“红卫兵”要到祖国各地去串联。临行前，一生节俭的母亲只给我了5毛钱，1.5斤粮票。母亲不想让我走得太远，用她老人家的话说，“从乾县到西安转转就行了。”怕母亲不放心，当面我惟有喏喏。可一旦离开了家乡的故土，我们就象断线的风筝一下子漂泊了三个月，马不停蹄，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就去了十几个，还不算革命圣地延安和韶山。其时，“天下大乱”，“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一句“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就是通行证，没钱也能乘火车，各地设立的红卫兵接待站，住宿免费，吃饭由我出头写个借款条即可。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疯都疯不过来呢，谁还想着日后会有人催帐要钱！不料想到了1973年吧，这些催还借款的信函竟象雪片一样纷至沓来，寄到了我供职的单位，也不知当地的民政部门是怎样辗转才找到我的。当时串联的同学，惟有我一人参加了工作，也只有我一人有能力偿还这些债务。10个人3个月的伙食费总共寄出多钱？我本是一糊涂人，加上家里无大的经济负担，钱粮两讫之日，终了与我却还是一笔糊涂帐。只是每次当值班室同志将催款公函交给我时，都要让我不好意思一回：刘某人，你当初吃了国家的多少白饭呀？

既然是糊涂帐，到后来同学相逢，我就没有办法说。做一个俗人不要紧，但俗人不等于俗气。似这等心态和活法，虽然对钉是钉铆是铆等价交换的市场经济时常赶不上趟儿，但自觉做一个普通的人民警察还差不到那儿去。对名利场上的得与失，天性使然，既然拙于算计，便一切顺其自然。遇到磕磕碰碰自己又无可奈何的不平事，发回“百无一用是书生”之叹谓后，便难免小看了自己。

将我实实在在地“放大”的一回，是近日的一次同学聚会。执杯把盏酒酣耳热间，有同窗提出了一个其实在各人肚里都有谱的问题：“在坐的谁最有出息？”公推结果呢，不是开着名车来赴宴的高官，也不是特意为老同学们做东的酒店老板，出乎意料的竟是一时间诚惶诚恐不知所措的在下本人。后来就想，与其说大家是在评“出息”，倒不如说是在评“人缘”。人缘这玩意儿看不见摸不着，但它肯定与金钱地位之类的东西无关，更与那笔早己随风而逝的糊涂帐无关，它应该是我们灵魂深处类似宗教情结一类的东西吧，是屡颠屡踬而矢志不渝的人心向善。回头再想想这人生的得与失，就有了点意思。它大概就象一对见不得又离不得的欢喜冤家。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错；云佛家之“得即是失，失即是得”，也对：感叹它能分清的时候少，扯不清的时候多，有道理。郑板桥的一句“难得糊涂”，又有几人能悟出个中的玄机和禅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