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吃饱”后“反刍”

（商洛）　屈超耘

我从小生性就爱书，不管什么性质的书都爱读，可我家是在偏僻的农村，祖祖辈辈都是农民，只是在爷爷手里才念了几年私塾，因此存的书很少很少，只有小小一牛皮箱子，就这还远没有装满。多亏我外爷是个知识分子，家里有很多的书。每当母亲引着我去看望外爷外婆的时候，我就一头扎进他家的阁楼，去看那横放竖卧的书。这阁楼真是一个小图书馆哪，古的新的书都有：古的多了，新的有北新书局出的北新文选和鲁迅、周作人、郁达夫、郭沫若的作品。因为我的小舅也是个爱书的人，故阁楼上的书只准我看，不准拿开。后来准拿了，却不得以旧换新。这样，我便拼命争取时间把借的书读完，以便下次换新书前不留下遗憾。我舅家的那书太深奥了，读上一遍两遍，我也只能懂得那么一丁点意思，要想全懂，完全没有可能。为了赶时间多读点书，我便半生不熟地一鼓脑儿给“肚”里“装”，至于懂多少，不管它，反正捡到篮里都是菜。这样，我已经读了许多许多，就连十分“别”嘴的《读通鉴论》《佩文韵府》几乎都浏览过了，至于我的老先人屈原先生的《离骚》《天问》也都通“吃”了一遍。至于这些书究竟都是些啥内容，好像知道那么一点点，多的就说不上来了。说来也怪，正因为这个“似懂非懂”，就像是有什么“神”在支使我，愈是没全懂愈吊人的胃口，读新书的欲望就更高。直到长大成人，我对遇到的新书，仍然保持着强烈的“读欲”，毕欲读之而后快。

上述这么一种读书习惯，虽然常常使自己不求甚解，但却有个好处，使我知道的事情较多、较宽泛。比如1962年，县委书记从北京开七千人大会回来传达毛主席讲话时，说毛主席批判“贾桂哲学”，并问：你们谁知道贾桂？大家都不知道，只有我举手说：他是京剧《法门寺》里公公刘瑾堂前站班的小宦官。为此事，县委书记当场夸我“博学”。

当然，彼时所谓“博学”的我，实际上仅是个“半瓶醋”。由于参加工作后爱上了写文章，这时我才意识到当初只是为了“吃饱”的办法不行，它只能使人一知半解，而不能明其深意；只能使人知其一、二、三，而不能知其四、五、六以至全部。于是，客观逼得我不得不对自己过去读过的书，像牛吃草一样一点一点“反刍”，即把读过的东西重新找来，再从头至尾地细读。谁知，这样做大有益处。当年许多半通不通的句子、段落，这次重新“反刍”一下子全都明白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加之有了一定阅历，这次“反刍”使我在读书上来了一个大的飞跃，即从浅层次地理解到达一个较为高级的阶段，从我家背后的“终南山”到达了“秦岭”。后来，当年只读了不到七年书的我，其所以能在中央级刊物《人物》上开《读资治通鉴新论》专栏，全是对过去只图“吃饱”而没有“嚼烂”的东西重新“反刍”的结果。只有到了这个时候，我才深明了这么一个理：由于各种主客观的原因，任何人想在读书上一下子就能“到达光辉的顶点”，几乎是不可能的，但绝不能满足饥不择食的“吃饱”。只有把原来没有“嚼烂”的东西，来一番从容地“反刍”，才能达到较高的境界。但是，这个先“吃饱”却为以后的“反刍”提供了基础。没有“吃饱”，拿什么“反刍”？

现在，我已经是一位向“古稀”挺进的老人了，由于实践的经验，至今还保留着“先吃饱后反刍”的读书习惯。遇到新内容、新观点书和文章，先草草浏览一遍，以求有个新鲜感。然后再抽时间给予精读。在一次读书座谈会上，当一些青年同志要我谈读书经验时，我便脱口而出：“无他，先‘吃饱’，后‘反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