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　任

[广西]玉康

一天上午，我请了半天假陪母亲上医院看病，在等待母亲作几项常规化验间隙，我坐在一候疹椅上，拿出一份《工人日报》阅读上面登载的任长霞同志事迹长篇通讯。正当我看得专注时，突然，被旁边一女子叫了一声阿姨，未及我想是否认识她，她便开口了，她吞吞吐吐地说，她是融安乡下来的，带自己五岁的娃仔来看病，身上带的钱不够交费拿药，连回家路费，缺七十元左右。看见我认真读刊登共产党员优秀人物事迹的报纸，猜想我一定是个共产党员，于是壮起胆子问我借七十块钱，说是回到家里一定寄给我。

该女子年约30岁左右，皮肤微黑粗糙，穿着简朴，话语不多，但很中肯，不像是骗子。我略思考了一下，拿出70元钱，在一张小信笺上写下我的地址，一并递给那女子，告诉她说：“到了家后，娃仔病好转，写封信给我就得了，家中困难多的话钱可以不还，快点拿药回去吧。”女子接过钱和地址，说了声“多谢了。”便走了。

从医院回来的路上，母亲听我说起刚才的事后，忍不住责备我：“亏你还是个党员，这么容易就被人骗了不是？”

我没有回答母亲的话。并不是因为我拿出70元钱心痛、后悔，也不是为母亲的责怪而生气。我想，这件事结果会怎样，如果真像我想象的那样，村妇有困难得到了她心目中信任的共产党员帮助，就是一个很好的故事，她回到家，同她的家人、亲友谈这件事，会增进她们对党的好感；相反，如果我对那女子的求助拒绝甚至不理的话，同样，她及她周围的人，鄙视的也不单是我，而是党员形象受损。再说，这件事就算是我被骗一次，损失也不就是区区70元钱吗？

日子一天天过去，十天后的一上午，邮递员给我送来一张电子汇款单。我接又一看，正是那村妇寄来的70元钱。我心里感到快乐，不为因为借出的钱还回来了，而是在于一个无助之人向我这个共产党员伸出求援之手时，我没有推诿和拒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