飘动的绿丝巾

[西安]　柳影

与妻子相识结婚25年了，却极少给她买衣物，因为我不会买，买的东西常常是她不喜欢，后来干脆就不买了，但有一件东西例外——一条绿丝巾：绿的底色上点缀着一些菱形的几何图案，在平淡中露出亮丽的变化，雅致中显示出大气。这是10年前我去南方一建设工地采访，途经昆明机场等候登机时偶然购买的。不曾想，它戴在妻子身上，效果格外好，她非常喜欢。于是在此后10年中，这条不经意中购买的丝巾，伴随着她经历了很多有意义的事件。

在陕南贫困地区的世界银行贫困项目点上，她戴着它。

在美国芝加哥一所大学校园接受农业项目培训时，她戴着它。

在全省农业系统春节文艺汇演赴陕北榆林审查节目时，她戴着它。

在欧洲七国学习项目管理经验期间，她戴着它。

在杨凌多次举办的农高会上，妻子的胸前依然飘动着它。

我不明白妻子为什么格外喜欢它，也不曾问过。说句心里话，我之所以要买东西送给她，是想借此弥补一下二十多年前的一次过失。其实只是一句话，可就是这句话，妻子“记恨”了我二十年。

那是婚后第三年，女儿才刚满周岁，她见我考上了电大就迫不及待地考上陕师大夜大，半天工作半天学习，异常辛苦，她说她不能在学历上比我差一截。为了能让她缓解学习的压力，我特地约上朋友，安排了一次去柞水溶洞的游玩。

一辆老北京212吉普车载着我们一家三口上路了。一套崭新的日本产理光7型相机和一支腾龙70至210的变焦镜头，随身携带。这是玩相机发热的我花了1998元新添置的装备，在当时绝对引领潮流，一个月的工资才58元钱，2000元买一套相机相当不易，因此对这套相机爱不释手呵护有加。当车行至宁陕县广货街时，过一道硬坎时车体猛烈颠簸，放在后座背上的摄影包弹了起来。“相机，我的相机摔着了吗？！”我条件反射地喊叫了一句。妻子怀抱女儿无法腾出手来自我保护，只得任凭沉甸甸的摄影包砸在头上，他本能的“呀”了一声，我这才意识到这一下可能砸得不轻。“你没事吧？”我询问了一句。因为车上有别人，她没吭气，眼里却噙满了泪水。

从此，“相机，我的相机”便成了我的一大罪状——在大是大非面前，在紧要关头，只关心相机而忽视了她和孩子的存在。以后的20年间，每每遇到她心情不快时，时常会做苦大仇深状，并且上挂下连痛说“革命家史”，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我关心相机、摄影胜过关心她和这个家。

我曾多次做过努力，想用实际行动改变她对我的“不良”印象，送给她绿丝巾就是这种努力的一种表现。

遗憾的是这种努力我做的很不够。假如时间倒退回去，我在昆明机场候机大厅会义无返顾买下两条，那样，在妻子的肩头飘动的丝巾一条是绿色的，另一条就该是蓝色的。

昨夜梦中，我仿佛看见妻子肩上有两条丝巾，蓝的和绿的，把妻子的笑脸映衬得格外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