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和信

[山阳]　郭建贤

那年，我在西安上大学。

我们班二十个人，西安城的五人，其他同学都是来自陕北、关中、陕南的县城，只有我是农村人，从商洛山里一个大山沟里钻出的农村人。

记得第一次老师让同学们用英语做自我介绍，我介绍完后大部分同学怪异地看着我，他们看我穿的土布白上衣，看我脚上母亲给我纳的布鞋，我是一个典型的“土著”，那一刻，我把头低着，自卑得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好在我有机会向他们介绍我父亲，我说我父亲是个校长，中学校长，这才从自卑中慢慢地抬起头来。

我父亲实际是一个小山沟里的小学校长，那个小学只有两个教师，父亲是校长。

那年月，学生们和家里的联系是写信。说实话，我最害怕家里来信，这并不是说我不渴望家里的信，我害怕的是父亲给我写信。那时，没有统一的信封，不管在邮局买的还是自己糊的信封都能邮出去。父亲为了节约几分钱的信封钱，总是用纸糊的信封装给我写的信，然后邮给我。父亲糊的信封不标准，往往是用用过的纸的背面，这使他的信封很不成样子。

记得第一次收到父亲的信，恰好是班上的一个女同学把一叠信拿到教室。别人的信封一律是统一的漂亮面孔，唯独我的信封是纸糊着的信封，土气、难看。当那位拿信的女同学把信给我时，我看她很注意的向信封看了一眼，我的脸轰一下子烧了，迅速的把信装入了口袋。那时我暗暗喜欢上了坐在我前边的一位西安女孩，我害怕她看到那丑陋的信封。正好她在专心的看一本小说，但我还是做贼似的心跳着。

我害怕父亲给我来信，以后我就成了班上的信使，截获父亲的来信。为了防止父亲再用纸糊的信封给我来信，我给他写了信，要他用邮局的信封给我发信，但父亲来信还是用纸糊的信封，他说过日子不容易，能节约一分是一分。

为防止父亲给我写信，我干脆不给父亲写信。父亲很长时间没收到我的信，便来信问我是不是出了啥事，我向他撒谎说学习忙，要他不要来信了。

父亲很长时间没收到我的信，那年暑假我也没回家。父亲以为我出了事，专程搭车从老家赶到西安。父亲敲一个个宿舍门，当我打开门看到风尘仆仆、背驼很凶的父亲，很是意外，急忙让父亲进屋。看到我桌子上摊开的书，父亲笑了，从口袋里掏出二十元钱给我。

我送父亲出校门，校门口有卖西瓜的，父亲给我买了一牙，他自己不吃，说不渴。父亲笑着走了，望着父亲走路驼着脊背的样子，我的泪水流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