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之外的傅斯年

谢泳

今人言及学术，也许是受学术为政治服务的苦太重，多强调为学术而学术，不要借学术而言政治之类。对此种议论，我深为理解，但又不完全赞同。学术固然不宜为什么学术之外的东西服务，但学者却不能是一冷血动物，学术是一回事，学者则又是一回事，有时二者是不宜并列的。凡大家，大学者，必具备两条：学问好，人也得好。人好，不是指个人私德，而是他们对社会公道应有自己独到的看法，有敢于批评权贵的勇气。光有学问，让人佩服不起来，而光人好，又不足以称为学者，向权贵挑战，力量也就少了一半。中国的旧学者，受东西文化两重影响，许多人身上有中国传统的士大夫气，也有西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气，两者得兼，他们实际上真正地做到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四十年代前成名的中国学者，多数有这样的品格。我单说一个傅斯年。

傅斯年其人，人们并不陌生。他做过西南联大晚期的校务委员，也代替胡适做过北大的代理校长。当然，他一生最重要的工作是在中央研究院的历史语言研究所。作为所长，他为中国学术所做的巨大贡献，今天是有目共睹的。他在任上延揽了大批第一流的人文学者，使史语所成为中国文史哲研究的一个权威象征，今日人们凡听到与史语所发生过关系的人，无不肃然起敬，觉得那是一个真正的学术机关。作为学者，傅斯年本人的学问，在他同时代的学人中不是最好的，但他是有真学问的。傅斯年是一个真正的学者，但同时还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

傅斯年一生，对国共两面都有看法，由于是政府中人，他最终选择了与国民党共进退的道路，在那样的年代，那样的时局变化中，无论去留，都是个人的一种选择，似无可指责。但傅斯年作为学者，一生对政府的腐败行为，保持了高度的警惕，仗义执言，凡见不公，舍身取义。他在四十年代干得最漂亮的两件事是先后赶走了孔祥熙和宋子文两任行政院长。这样说也许夸张一点，但这两人的很快滚蛋，与傅斯年的批评大有关系。按说，傅斯年当时是中研院史语所所长、知名学者，世俗的浮名和利益，哪一个也不少，他还是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犯不着为了一件与自己无直接关系的事去得罪蒋介石，但傅斯年就这样做了。蒋介石为平静此事，曾请傅斯年吃饭，并说：“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任用的人。”傅斯年说：“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屈万里《傅孟真先生轶事琐记》）我们经常说文人的气节和品格，我看傅斯年就是这样的人。傅斯年倒孔，不是一时感情冲动，也不是想制造什么新闻，当时他在国内已是如雷贯耳的人物。他这样做，是有极强的理性支配的。一九四0年，他在给胡适的信中历数孔祥熙的腐败行为之后说：“我一读书人，既不能上阵，则读圣贤书所学何事哉？我于此事，行之至今，自思无惭于前贤典型，大难不在后来在参政会中，而在最初之一人批逆鳞也。若说有无效力，诚然可惭，然绝非无影响，去年几几干掉了，因南宁一役而停顿耳，故维持之者实倭寇也。至少可以说，他以前是个taboo（禁忌），无人敢指名，今则成一溺尿桶，人人加以触物（侮？）耳。士人之节，在中国以此维纲常者也。”（《胡适来往书信选》）傅斯年是非常清醒的，他与许多政界要人私交极好，并非不知道内幕，但他不以现实为尺度，而以“士人之节”视自己，真不愧是五四运动的参预者，年龄虽长，精神依在。如果按我们时下一些社会名流的逻辑，傅斯年早该好好地当他的参政员了，这些烂事与己何干。吴祖光批评一下国贸，算是温和地主持公道，但有一知名作家还要说三道四，良心让狗吃了。傅斯年倒了孔不说，还要倒宋（子文）。说傅斯年这人是书生，真是一点不假。孔祥熙走后，宋子文来做行政院长，开始宋子文的一些做法深得人们好感。傅斯年还在《大公报》上写文章说他好。但很快就发现了问题。他给胡适写信说：“子文去年还好，今年得志，故态复原，遂为众矢之的。尤其是伪币比例一事，简直专与国民党的支持者开玩笑。熬过了孔祥熙，又来了一个这样的。”（《胡适来往书信选》）他又开始倒宋。一九四九七年留美博士张纯明在南京办《世纪评论》，这是一个由大学教授为主要撰稿人的以批评政府、议论时政为主旨的刊物。何廉在回忆录中说：“我在南京遇到他。他告诉我说，他要给《世纪评论》写稿子，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按原文发表，不能有一字改动，我立刻表示同意。过了两天，他把稿子交给总编辑张纯明，以《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发表在《世纪评论》上。”（《何廉回忆录》）文章说：“古今中外有一个公例，凡是一个朝代，一个政权，要垮台，并不由于革命的势力，而由于他自己的崩溃。”“我真愤慨极了，一如当年我在参政会要与孔祥熙在法院见面一样，国家吃不消他了，人民吃不消他了，他真该走了，不走一切垮了。当然有人欢迎他或孔祥熙在位以便政府快垮。我们是救火的人，不是趁火打劫的人，我们要求他快走。”

傅斯年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希望政府能存在下去，但又不顾一切地批评它的腐败行为。四十年代，中国的学者中，有这种气节的人很多，绝不像今日所谓的学者名流，刚有资格说几句不痛不痒的话，就开始丧失了自己的独立人格，这样的作家、学者，一有时机，很快就会成为政客的，因为他们身上既无传统的名节意识，也没有西方知识分子的品格，是在畸形文化环境中长大的怪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