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今昔

［西安］　王如明

上世纪50年代初，家乡人对共产主义的描述很浅薄：“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就是说能住上楼房，点上电灯，打上电话，就到了共产主义，年幼的我们心里那个向往呀，别提了！于是尝试用泥巴去做楼房，用纸盒打电话。至于电灯，实在想象不出它是什么样儿，只好作罢。

那时村里、乡里都没电话。电话是什么模样，多数人没见过，只能凭想象——将两个小圆纸盒用细线连起来，两个小伙伴一人一头，把纸盒扣在耳朵上打电话、作游戏。我们在游戏中憧憬着，在游戏中快乐着。

后来随母亲来到这座城市，见街头杂货铺柜台上有部公共电话。我对能在那里打电话的人，心里总有一种莫名的敬畏。上中学时，听说一位同学家里装有电话，于是对这位同学肃然起敬。后来和他成了好朋友，就让他带我去他家打电话，给我的一个远在外地工作的叔叔打，但终因地址不清没要通，很沮丧。

后来去了建设兵团。那时给每个兵团连队装一部电话，当然是手摇的，线断了用两手抓两根线头，人体当导体，可以把电话打出去的那种；是老的战争片上经常可以看到的，也是同学家里的那种。我当施工员，它几乎成了我的专用。上班时公用，下了班私用——找其它连队的同志好友聊天，很过瘾。就像刚学会骑自行车的人，不愿撒把，惹得连长极不高兴。我很感激这部电话，不是因为它让我过瘾，是关键时刻它曾救我一命。1965年夏天我在工地上得了急性肠胃炎，这病在今天不算什么，但在缺医少药的戈壁滩上就可能送命。我吐得翻江倒海，泄得江河行地，最后昏死过去。等人把我背回几公里外的连队，我已经快不行了。那部电话发挥了作用，从几十公里外的团部开来一部拖拉机，把我送到团卫生队，经过几个小时抢救，我闯过了鬼门关。我感激这救命的电话，更感激救护我的兵团战友。

后来参军到了部队，鬼使神差，我竟当上了团里的电话班长。尽管训练中收线、放线很辛苦，尽管总机出了故障电话打不出要被团长骂得狗血淋头，那份工作仍然是我的挚爱，感觉自己每天坐着理想之舟在抵达幸福的彼岸。

后转业进了工厂，后来电话从摇把子变成转盘拨号，又变成摁键拨号，再变成各类智能电话，手机铺天盖地，电话成了人们须臾不可缺的通讯工具。电话让时空缩短，地球变小；电话促进了经济发展、社会巨变；电话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让过去难以办到的事情瞬间变为现实。真不可想象现代人若没有电话，该怎么活！但我却失去了使用电话的幸福感和渴望，有时不得不关机——为了心灵的宁静，为了在自己心灵的天堂中多呆一会儿。从崇仰电话到逃避电话，你说人这是怎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