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融入不只是改称谓

近日，农民工输入大省广东和农民工输出大省河南的主要领导，都提出将适时取消“农民工”称谓。消除附着在称谓上的歧视确实很重要，但农民工遭遇火车票网购门槛一事提示人们，要真正实现农民工与城市的融合，并非称谓改变就能完成。

要促进农民工群体的“社会融合”，不仅需要政策壁垒的渐次打破，也不仅需要“身份迷失”的不断厘清，更需要各个职能部门、服务机构乃至整个社会在“治理末端”的切实努力。

“融入”不是一种物理行为，而要形成一种生物学效应：社区是城市肌体的组成器官，农民工是流动的细胞。只有农民工个体融入社区，才能实现农民工整体融入城市。从赋予选举与被选举权利的政治融合，到扶持就业的经济融合，再到拓宽社会交往空间的心理融合等等，发挥社会、社区之力，农民工融入才能减少“排异反应”。

社会组织同样能发挥重要作用。有了群体的文化生活，工作之余的空闲可能就不会显得如此漫长；有了社团的培训辅导，流动的渠道、上升的空间可能就能更多更大一些。孤单寂寞时，如果能有心理志愿者聆听倾诉；权益受损时，如果能有法律援助予以支持……这些，都是在农民工问题上，“社会协同”大有可为之处。

回家的车票、年终的讨薪，甚至仅仅是提供一本书籍、开通一个信箱，对于农民工，就不仅是生活的便利，更是心灵的慰藉。而正是这样的“末端治理”，才能让农民工在社会管理的各个“毛细血管”里，无障碍地融入城市。

（姜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