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别张宣先生

文/张华

张宣先生2012年2月17日在家中安详离世。终年九十七岁，可谓高寿。但大家还是感到有点突然，因为张先生晚年状态一直很好，没有大病，没住过医院。八十岁后学会了电脑，不断有回忆文字面世，大家以为他活到期颐之年有望，不料遽尔逝去。他走得稳重沉着，泰然自若，悟透了人生的真义。

我国古来有三不朽之说，即立德立功立言。张宣先生在这三方面都有可贵的建树。以立功而言，张先生从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参加中共从事革命工作以来，无论是以正厅级干部身份作领导工作，或是开除了党籍戴上帽子去挖防空洞，他都认真负责一丝不苟，而且精益求精，力求把事情做得好上加好。在立言方面，张先生晚年留有大量回忆文字，不少已经刊行。这些亲历者的回忆，十分珍贵，为总结历史提供了最可靠的资料。上世纪五十年代，张先生还撰有哲学论文，我记得有一篇是谈与民族资产阶级矛盾的对抗性与非对抗性问题，说理充分，很有见地。如果把立言从文字扩展至口头表达，那么张宣先生是一名声誉卓著的老师。远在陕甘宁边区时代，张先生的语文课讲得好就有口皆碑。张先生在兰州被打成反党分子后，来到西北大学从事哲学教学（1952—1957）。当时他的工作很繁重，除了大学生的政治课外，西大还办了个马列主义研究班，张先生在班里唱主角。他还在外校兼授政治课，例如西北农学院，他每周要有一天坐火车到武功去。特别是当年从批判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开始，又发展为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运动，所有干部都要系统学习哲学。陕西省委成立了哲学讲师团，到省委开会的记得有张宣、巩重起、林牧、茹季札、张岂之等人。张宣先生是公认的领头羊，是哲学讲得最好的讲师团成员。张先生在摘掉右派帽子后曾给中文系1966年毕业和1968年毕业的两个班讲写作实习，早已退休的学生至今仍记张老师恩德。

在我看来，在立德方面，张宣先生贡献最为突出。张先生德高望重，是一个大写的人，是一个人格高尚、有非凡的精神境界的人，是一个以自己的人格力量征服他人的人。试举四例以明之。

张先生1958年初定为右派后，曾于1959年至1961年在陕南农村劳动两年，回校后在中文系资料室工作。资料室有一函线装带插图的足本《金瓶梅》，当时省上有一位不大不小的领导借去看，到期不还要再延期。此事已经领导批准，按常理，作为一个小小的资料员，且又有严重政治问题在身，一般人是不会为此得罪领导的，但张宣先生沉不住气发了话：“革命干部不兢兢业业干工作，抓住《金瓶梅》不松手。”力主按期索还。

1965年再次戴上右派帽子，又劳动了七年之久。此时张先生已五十开外，当年人民公社时代农产品奇缺，他饮食也差。繁重的体力劳动本来已难以胜任，但他干起活来却胜过年轻人。有一段时间他挖防空洞。用砖砌顶等细活是由专业的瓦工组师傅来干，一般劳动的只干些粗活：挖土、搬砖、递浆等。但张先生要干砌顶这技术活，两个月后他砌的质量超过了专业工人，瓦工师傅无不赞叹。有一次快下班了，他觉得砌得不够完美，要把砖卸下重砌。瓦工师傅认为可以过得去，但他坚持重砌，大家下班后他一个人在防空洞里重新摆弄，直到自己满意才罢。

有一阵又叫张宣先生到大荔县西大办的农场去，看他年龄大了，叫他去看菜园。菜地一南一北，两块之间有一二百米。农民们养鸡，常驱赶到公家菜地就食。按照潜规则：吃私家菜是不道德的，而占点公家便宜，则司空见惯理所应当。不料遇到了个勇于负责的鲁智深。看见北面地里有鸡，张先生赶去撵，这时南边地里鸡又乘空而入，他又赶往南边。夏天炎热阳光下的沙地里，张先生只穿一条短裤南北奔走，挥汗如雨。许多目击者至今谈起，仍怀着极端崇敬和赞叹的心情。

文革初期红卫兵批斗他，叫他承认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张先生曾承认过，到了文革，他对世事更洞明了。思想上得到升华，坚决不承认自己是右派。红卫兵一掌打下去，手指印刻在他脸上：“你是不是右派？”“我不是右派，我是中国共产党员！”再打一掌，还是这回应。红卫兵黔驴技穷，连打带推。张宣不高，身子顺着楼梯滚到楼下。他倔强地站立起来，已是满脸鲜血。他却仍是沉静地说：“我不是右派，我是中国共产党员！”

红卫兵们傻了眼，没见过这样不怕打不怕死的：他大概真是共产党员。崇高的人格力量感召了满手鲜血的红卫兵。于是后来有学生起来为张宣平反。

像张宣先生这样的老革命家，刚正不阿、嫉恶如仇而又心怀天下的人，已经不多了，他的去世，也许就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张宣先生，愿你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