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歌（散文）

黎光莲

在我的——生中，什么都可以放弃，有一种精神不能放弃；什么都能忘记，有一首歌无法忘记：

工人阶级硬骨头，

跟着毛主席我们向前走，

排除困难，战胜险恶，

我们是新时代的火车头

……

和当今风靡全国的流行歌相比，它只能算顺口溜了。但我一直认为，它是世上最动听，最迷人的歌，是支撑我生活的财富，是我不向困难屈服的斗志和毅力。每当唱起它，心中就有一种无以言明的激动。父亲是最爱唱这首歌的人。他是一位极普通的铁路工人，憨厚的如耕牛；质朴的如大地。他修了一辈子铁路，出了一辈子力。循规蹈矩，安分守己。默默地来，无声地去，就象一个孤寂的独行人，把喜怒哀乐都深深的沉进心底。

父亲出身苦，文化低、口才笨。除了工作，没啥嗜好。记得我小时候，看叔叔们带自己的孩子唱歌跳舞玩游戏，我羡慕极了，多希望父亲也能带我们几姊妹好好玩一场呀，但他却显得局促不安，一句“我忙得很”便把我们打发开去。那时候、家里相当贫苦，全家七口人全靠父亲每月四十八元工资维持，母亲又患有间歇性癔病，经不得刺激。生活的担子重重地压在父亲单薄的肩上。但他从不叫苦，累极了，就小声的哼上几句歌，偶尔，也闲下心来教我两句。

1976年夏天，我才十五岁，由于家境贫寒，我不得不退学，到一个山区小站当桥隧工。临走时，父亲厚实的嘴唇翕动了几下，才吐出一句：“你自己走吧。”看到父亲瘦削的面庞，我满眼都是辛酸的泪水。

这是一个偏僻的小站，深深地嵌在秦岭山中。人们吃菜买粮、就医求学都要到一百多里远的县城才能办到，生活十分艰苦。那时，我生得单薄，工作又苦又累、吊在百多米的铁桥上除锈，风一吹，就象荡秋千似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担沙子和水泥，汗一身泥一身。为了不使父亲操心，我咬着牙干活，晚上躺在被窝里拼命哭，哭够了，就象死人一般沉沉睡去。

不料，命运之神偏和我过不去。在一个大雪封山的寒夜，我病了。病得好重好重，直说胡话，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住进县城医院的，也不知道父亲是啥时赶来的。当我迷迷糊糊睁开眼时，有两颗浑浊凝重的泪滴在了我的脸上，耳畔轻轻回响着父亲沙哑的歌声：

工人阶级硬骨头，

跟着毛主席我们向前走……

“爸呀，”我再也忍不住了，一头扑进他的怀里，把一直憋在心里的话说了出来，“我干不了干不了，你托人把我调走吧。”

“女。”父亲用他满是老茧的手抚去我的泪水，慈爱而又难为情的说，“爸没本事，去找谁呀。”

“爸，你不是有个徒弟当上了副局长嘛？”我想起那个曾来家看望父亲的年轻干部。

“咳，”父亲叹息道：“人家是领导，我不好求他。你就好好做个工人吧，啥工作，都是要人干咧，后头的路还是自个走吧，累了，就唱歌，爸这辈子没出息，就会唱这首歌，累的时候一唱就不累了，还灵验着呢，来，爸教你，工人阶级……”

父亲虽然五音不全，歌也唱得不那么好，但我分明感到有一种坚毅的性格在泡哮的黄河中豪放，令天地动容，令夜莺羞愧，令漂亮凋零。在这个时候，我才真正认识了父亲、在他饱经风霜的脸上，我读懂了他面对贫困、劳累而不折的精神。

许多年过去了，父亲早已变成一道凝固的风景线，而我，却总也忘不了那首歌，一唱起它，心中就升腾起一种抱负、理想、向上的气概，直到永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