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意识

文/叶平

我是1961年出生的，那是吃大食堂的最后一年。母亲说怀我的日子里，她没见过油腥，连野菜稀粥也喝不饱，奶水更是不会有的，我这个胎里没带“粮食”的孩子，该如何活命呢？好在母亲人缘好，食堂做饭的姐妹们就偷着从锅边盛来米汤，喂着我一天天长大了。因为营养不足，我小时长得又丑又瘦，且多病疾，母亲三天两头抱着我去十几里外的小镇求医，有人就说：那样一个难看的娃儿，看的还真值价。母亲听到，心里难过，就更加心疼我。

母亲曾讲过我们小时吃饭的情景：姐弟四五个都站在锅台边，我个子小，够不到锅台，就站凳子上，每人一个小碗，平均分配，谁多谁少，常吵得不可开交，其实每次是我碗里最多，也是我的吵闹声最大。每到这时，姐姐们就再给我分点才得安宁。懂事之后，我就发现母亲总是最后一个吃饭，一碗半碗也就揍合一顿。她总是食尽我们洒在桌上的饭粒，有时还会舔净我们的空碗；在路上看到一穗麦、几片菜叶，也总要细心地捡拾回家。从那以后，每当我放学回家，看到冰锅冷灶，再也不哭闹着向刚从地里回来，脸上挂着汗珠的母亲要饭吃了。在小镇上学的四年间，我几乎没有吃过一顿饱饭。不是粮食不够，是我背着母亲总要把她给我装好的粮食再放下一点。饥饿中度过的童年和少年，使我对粮食有了一种特别的情感。后来和城里长大的妻子一起过日子，我生活中的一些细节，常使她不可思议，不但讥之以“农民意识”，甚或从那些“小气”的细节中，对我有过不少误解。然而，我毫不犹豫地吃尽她和孩子的剩饭的情形，又使她不得不为我的某种品质所感动。有一件事情，不仅是妻子，而且是在场的许多人受到感染。那时我们住在一个大杂院，女儿不小心把一碗饺子倒在了水泥地上，妻正要打扫，被我拦住了，当着许多邻居的面，我一声不响地把饺子一个个拾起，用开水洗净吃了起来。没有讪笑声，人们都夸我做得对，我却感到应该这样做，好好的饺子扔了多可惜啊！

这些年来，在外面吃饭，总是吃多少买多少，最好不剩，剩下了就打包带上。这样做难免会被人讥为“农民意识”、“穷酸小气”，我却听而不闻，我行我素。

无独有偶，我也曾在一些酒宴上，遇到过和我一样有“农民意识”的人，其中有千万富翁，有部长级官员，也有画坛和文坛真正的“腕儿”人物，和他们在一起进餐饮酒很平实很自然。退席时，面对满桌没有吃多少的美味佳肴，会不约而同地向服务小姐说一声：请打包。偶尔也有人说一句：别带啦！多麻烦。很快就有人接上话：“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或“咱们都是穷人的孩子嘛！”听到这些话，我心中便会淌过一条溪流，母亲饿着肚子，流着汗水在地里劳作的情景如在眼前，让人心里酸酸的难受。

在我的朋友中，有许多昔日和我一样的农家子弟如今成了新贵，他们只怕被人饥为“农民”，一言一行无不刻意与农民划清界线，那个饱尝饥饿的穷孩子的影子早已被他们淡忘，在他们身上很难找到一点过去的痕迹，他们中有人会把奶油面包象扔烟头一般扔掉，也不肯给饥目灼灼的乞儿。生活得更美好是人类的天性也是终极目的，我无意责难朋友们，我只是不敢苟同他们的人生态度，不仅仅因为生活还不允许我浪费粮食，而是我的骨子里没有浪费粮食的习性。想必，我的这种“农民意识”，大概不会有什么耻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