拣起行囊里的“蘑菇”（随笔）

文/张教述

朋友下岗了，求我给他寻份儿工作。他泪眼婆娑地说：“真的，我一点儿准备都没有……”

事后，我良久地思忖着“准备”这个含义，忽然联想到：当岗位不需要我的时候，我该怎样做呢？

也许，我应该开设一间《健美、艺术中心》，经营“组织策划团体活动，大型庆典，再兼小提琴培训及乐器维修”，这大概是无庸置疑的了。这种自信，来源于20多年前一段近乎天方夜谭般的生活经历：那时，我在南方一所学校就读，成了工农兵学员，当同学们整日忙于“反击右倾翻案风”之际，我常常携带小提琴，溜进了校园隔壁的昆湖公园，一日，邂逅了一位毕业于音乐学院的年轻校工，他赞赏我的执着，勤奋，也否定了我的“根基”，于是，我又从弓法、指法重新开始。他还带我观摩大型庆典活动的彩排；教我做形体训练；讲解分析舞蹈语汇；还如同恶作剧般地将我的小提琴柱推倒、扶起、再推倒，直至CDAE四弦音源振荡改变，发出最为合谐的共鸣，泛起梦幻般的音响效果。（后来，这位昔日的校工，现在澳大利亚的塔斯玛利亚音乐学院执教的益友来信告诉我，这本是一门秘不示人的绝技，是他父亲从一位意大利传教士那里得来的）这些潜移默化的影响，使我在后来担纲编导、主演的舞蹈节目，曾获得省级文艺调演优秀奖，还掌握了修琴、调音的技能。

也许，更有把握的是成立一家《室内布艺装饰设计公司》。我能裁剪，懂缝纫，技术手艺也绝非一般！它得益于过去那个年代，一年数套的，臃肿，肥大，似乎永远也穿不完，穿不烂的工作服。我经常把它们送进缝纫店修改，在那里，偶尔发现了一本《上海服装裁剪》，借来一看，还真开了窍！无师自通的学会了裁剪，先是改直筒裤、喇叭裤，后又是“瓦尔特”服，两用衫……前年，同事结婚，一时买不上中意的床罩、窗帘，我许愿他只管把布买来。待我将式样别致、拼缝新颖的成品送去，许多人惊讶地说：“加工”这些，要花不少的钱吧？

我，是否可以去合资企业，做一名商业电台报务员呢？这更是一门拣来的“业余专长”，有一年，我所在的勘探队，转辗到了华山附近的峻岭之中，不通公路，靠一架发报机与百里之外的总部电台保持联络，报务员是位不足30岁，不甘寂寞的复转军人，喜欢夜晚外出“活动”。他对我说：“小张啊，发报很有意思啦，不信你来试试？”等我右手食指自如地弹出长短分明的数码，便已经上了“贼船”，时不时在夜间悄悄地被他拉去顶岗。真的，那些基本功，字码，练一练，还是能拾起来的。

说来别人不信，我还能讲一口的广东话和闽南话，那是参加工作后，跟师傅们学来的。我原先单位的职工，几乎80%以上的人来自广东、福建。他们讲，我们说的秦腔是“吼”，我们说，他们叽叽喳喳，言的是“鸟语”，更让人好笑的是，那些岭南人的劳动号子，也不同于北方的“唉，哟，荷”之类，却是重复而又单调的“嘿咕隆咚……”也许好奇，也许是环境的熏陶，不到两年，我们几位青工，都能讲满口的粤语和闽南语了。不是常见省内外的招聘广告上说：“会粤语，闽南语者优先”吗？

我做过“卫生员”“炊事员”，可以给行动不便的老年人，卧床不起的患者上门打针，可以到酒店去帮工，即使再不济，也可凭借近两年做秘书练就的粗通文字，到西安钟楼附近摆摊，替别人写离婚诉状……这就够了，它们当中，哪一样不足以我去尝试，去作为谋生的手段呢？

对于这些，当初我并不是着意的追求，或者盲从的热爱，也不是图一时的兴趣，新鲜，只是不经意的接受了它们。把它们视为人生旅途上，路边绿草丛中，生长着的一只只美丽的蘑菇，停下步，弯下腰，轻轻采撷，捧进了背负的人生行囊。那时，我们年轻，不觉得它们是珍珠，玛瑙，也不看做是沉甸甸的石头，仅仅只是在生活、工作的闲暇之余，随意地拣起了他们。然而今天，谁又能否认，它们不是一笔潜在的，无形的财富呢？

我是不相信命运的。下岗了，去闯一闯，也许开头很难，走过去，可能又是一重天。只要不失去原则、道德，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自有一番惬意，原来天地很大，又很宽！

所幸的是，我没有下岗，但到人才市场转过，见了那一双双求职若渴的眼神，才深知工作者是多么的幸福，从此不再懈怠。但是，我不畏下岗。是强者，就需要不停地用生命，重写青春的乐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