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感于张安世的“三不为”

文/闻梅　杰宁

据史书载，汉宣帝重臣张安世一生廉洁自律，为官讲究“三不为”。早年，他因与儿子同被封侯深感不妥，毅然向汉宣帝恳求辞去俸禄，此谓“不为钱”；后来，张安世官居大司马，直接参与朝廷决策，一些由他举荐飞黄腾达的人，私下向他致谢，他说：“为国家荐能，岂可私下相酬？”此为“不为权”；面对自己日益显赫的地位，张安世一度感到不安，便请求皇上把儿子延寿调离京城，同时要求降低其过继儿孙们的爵位和享有赋税数，此谓“不为亲”。“三不为”一时传为佳话。

在封建社会，作为张安世这样位高权重的“大人物”，尚能如此自律，想到今天的个别为“官者”，却是地道的“三为之”。先说钱。一些人对已有的“俸禄”从不满足，总觉得党和政府亏了他。于是公开伸手向组织要级别、闹待遇；有的用公款大吃大喝，花天酒地；甚至有的无视党纪国法，贪污受贿，蜕变成人民的罪人；次说“权”。一些所谓的“公仆”，信奉“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信条，把党和人民赋予他的权力当作谋私的资本或工具，大搞权权交易、权钱交易、权色交易，“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肆无忌惮，为所欲为，什么党性原则和人民的利益，早已抛到九霄云外；再说“亲”。“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早已成为历代百姓嗤之以鼻的东西。而今，一人当官，全家（族）俱荣的封建糟粕又死灰复燃，以致拉亲结网、构筑亲营者有之，给违法乱纪的亲属提供“保护伞”者有之，助纣为虐者亦屡见不鲜。

时下，在我们干部队伍中，虽说“三为之”只是极少数，但由此造成的损失和影响却不可低估。窃以为，老百姓之所以对党风、政风乃至整个社会风气不满，与个别领导干部为官不正是大有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