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涩的自由

文/何晓佩

在尘俗的诱惑中，我不想为自己可能的堕落寻找任何借口。

写完这篇文章，我就要去美国旧金山参加舞蹈节了，我将在美国呆很长一段时间。当然我还要回来，回到我在北京魏公村的小小的房间里，我的妈妈在等着我回来，妈妈已经60多岁了，她患癌症已经15年了。15年来，妈妈一直和我在人地生疏的北京，互相搀扶着，在艺术和生命的旅程中相依为命。

妈妈为生命而活，我为舞蹈而生。

我曾跟妈妈一起住过一间只有10平方米的小小木板房，住了15年。今年刚刚搬进一栋旧楼的一间有20平方米的房间里。那间已经拆掉的木板房里，曾经住过一茬又一茬艺术家，他们都出国了，再也没有回来，他们不回来，说明他们过得还好。我是它的最后一任主人，几十次出去了，几十次又回来了。在美国、在日本、在菲律宾，每次出国，都有当地的富商、政界人物、艺术名流邀请我在当地开办舞蹈学校，待遇当然是极具诱惑力的，但我没有留下。我不想在世俗的诱惑中，为自己可能的堕落寻找任何借口。

舞蹈，它将变成火焰、情感和歌声

这已经是我第五次被邀请去美国了。在此之前，我还多次赴日本、哥伦比亚、韩国、菲律宾等国家演出、讲学，并从国外领回来许多冠有“荣誉”“杰出”“最佳”等词汇的证书和奖牌。我当然也看重这些，但我更看重舞蹈本身。

我现在的身份是中央民族歌舞团的独舞演员，中国舞蹈家协会会员，中国少数民族舞蹈学会会员。1992年我应邀到菲律宾演出、讲学，1993年回国后，我又被首部《回族大辞典》列入杰出人物。1994年我去美国演出、讲学，美国泛太平洋演艺协会颁发给我“最佳民族舞表演”认证书，美国的达拉斯市还发给我一个“荣誉市民证书”……

舞蹈不仅仅是我的事业，也是我情感的寄托，我渴望用生命的全部的青春、情感、热爱，尽我绵薄之力，为中国的舞蹈做点什么。作为一个普通女性，我觉得这是我对女性、对母亲、对所有追求爱与美的人们的一点回报。

1980年我从安徽省艺术学校毕业，第二年考入中央民族歌舞团，很快就以《敦煌彩塑》、《蛇舞》确立了在歌舞团的独舞位置。在此后的几年里，我创作并表演了《凤尾竹》、《贵妃舞霓裳》等大量的舞蹈作品，但我总觉得缺点什么，缺点什么呢？我说不清。后来有机会出国，我看到了中国舞蹈的优长，也看到了差距。眼界的开阔和一个舞蹈家的艺术良心，使我对原有的舞蹈设计进行了重新审视。

我不相信，我们的舞蹈沦为一种点缀，也不忍心看着我们的舞蹈在夜总会和酒店里成为低俗的“伴餐舞”，舞蹈家也绝不能成为“秀色可餐”的玩物。我要举办一场专题晚会，用我的舞蹈来证实我的认识。

高贵，它可以蔑视金钱，也必将打败恶俗

举办一场晚会的费用，起码需要40万元。

我的工资单上每月是400元。也就是说，靠我的收入要举办这样一台晚会需要攒100年。

靠工资不行，唯一的办法是去拉赞助。这需要面对企业，面对企业家。

我也知道，只要我的脸皮稍稍厚那么一点点，我可以拥有我所想要的东西。但我绝不会去这样做，我不能让高雅向恶俗低头。

也就是说，除了对舞蹈的执着，除了我的空口白牙，我要从别人那里拿来40万，而我偏偏又少言寡语。但为了舞蹈，为了我的艺术良心，我走向了寻求金钱的道路。为了拉赞助，我拟制了一份策划方案，凡是能帮上忙的朋友我都给他们一份，但是，一年过去了，我没有拉到一分钱。而我受到的屈辱，却是用笔难以描画的。

那段时间里，我几乎成了一个交际花，周旋在这个老板和那个经理之间。有一天晚上，我请新闻界的几位朋友到歌厅去唱歌，玩得都很开心，大家正在兴头上，我的呼机响了，是一个老板打来的传呼，说是让我去陪宴。

朋友们开车把我送到了某星级酒店。可我的心情怎么也好不起来，那天晚上，我在老板的宴会上没有达到他的预期目的，拉赞助的事泡汤了。最让我不能忍受的是个别老板兜里有了一点钱就不知道自己是谁，还时时摆出一副买尽天下美色的派头。

在这之后不久，我的一位朋友联系了一个公司的老总，老总请我们去唱歌，表示先认识一下，赞助的事好说。我听了很激动，化了妆，穿上晚礼服准时到某夜总会赴约。我跟朋友到了夜总会的KTV包房时，老总早等在那里了。老总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灼热的眼光里燃烧着玩味和猥亵。他一个劲儿地劝我喝酒，我强忍着喝了一点，我当时肯定是满脸痛苦，但老总好像并没有看见，他的兴致特别高，一边大谈艺术的高雅，要为我的舞蹈无偿赞助，一边身体有意无意地向我身上靠，他的手也开始不老实，递给我酒杯的时候顺势摸了一下我的手，我很害怕，极力地往旁边躲着，我的脸上开始出现惊恐…

老总终于有些烦了，他用色迷迷的眼光看着我说：“何小姐，那你是不要坐在我身边了？”

我怯怯而又坚决地说：“不要！”

“真不要？真不要我可走了？”老总像是半开玩笑，但口吻中显然带着气恼。

“请您自便吧。”我的口气很冷，我不允许别人对我亵渎。

舞蹈是高贵的美，它不能容忍恶俗的亵渎，我也不能为了追求高贵和美而破坏这种高贵和美，因为高贵一旦失去就再也找不回来。说真的，一个年轻漂亮的女性，在当今社会想赚一点钱太容易了，如果她的脸皮稍稍厚那么一点点，如果她敢于豁出去“开放搞活”，她可以拥有金钱、房子、车子，她什么都可以拥有，但她绝对拥有不了高贵和美。

当然，我碰到的企业家更多的是优秀的。我也要为企业家们说一句话，他们辛辛苦苦赚钱也很不容易，什么事都到他们那里拉赞助，千万双手伸向他们，什么事都让他们来出钱，他们的社会负担也太重了些。

誓不回头，我用血性的头颅撞击世俗的南墙

我的执着打动了很多人。1996年3月8日，《北京青年报》在头版头条几乎用了一个整版的篇幅，以《她以舞的名义》为标题，对我的舞蹈艺术和专场晚会的设想，以及在拉赞助过程中的酸甜苦辣进行了全面报道，这在《北京青年报》还是第一次。

从报道发表的当天起，我和报社接到了许许多多的电话和来信。他们中有报刊、电台、电视台的记者，有工厂的工人和机关的职员，有下岗女工也有腰缠万贯的大款。一位外地的打工妹，把自己平时积攒的零用钱夹在信封里寄给我，她说她也是个热爱艺术渴望成功的女人，但她现在只能首先为生存活着，她只有这么多钱了，全寄给了我。一位男士在打给《北京青年报》记者张维国的电话中几次泣不成声，他说他刚从美国回来，是去留学的，没赚什么钱，但他愿意为我的专场晚会拿出1万元，他强调他不需要我知道他是谁，他说他只是为了一份感动、一份心情。

中央电视台《生活空间》栏目播出了他们制作的《追舞者》　（上、下集），我的经历又一次在社会上引起较大反响。南洋俱乐部、马宝集团、东方泰然公司和甲桂林文教基金研究会共同拿出了40万元，来赞助我的舞蹈专场晚会。

自从穿上红舞鞋，我就没打算要停下来

捧着他们怦怦跳动的热心，捧着这一份感动，这时候我才真正感到举办这样一台晚会的压力。既然穿上了这双红舞鞋，我就没打算要停下来。

我给自己定了一个标准，最高的美学价值和最强观赏性的最佳结合。我把晚会的舞蹈分成了3部分，主题分别为“生命”、“情感”、“超越”，用“太极”作为构思的象征，这样就给艺术创作留下了很大的表现空间。

这台晚会是我艺术的结晶，我为它付出了很多很多，所以从创意到编舞我都直接参与，并在一些关键点上严格把关，因为我希望晚会能给人一种人性的震撼力。

那么，我凭什么震撼观众呢？当然是我的舞蹈。我的舞蹈一直在变，芭蕾舞、古典舞、民族舞、现代舞，我都涉猎，每次出国回来，人们都会发现我的舞蹈又有了新的变化，而每次到国外，其它国家的同行们也发现我又变了。我的艺术触角向着两个方向无限延伸，一端是世界各国舞蹈的最新创作动态，另一端是中国最传统的古典舞蹈，我在这两极找到了一个契合点，创作手法是最新的，传达的意蕴是最深远的。

1997年1月22日，座无虚席的北京保利大厦国际剧院，它曾让沉寂了多年的芭蕾舞在这里再现辉煌，让高雅艺术掀动了人们的高涨热情。我的舞蹈将在这里掀起新的一轮浪潮，我坚信。

以舞者的名义，在红尘的冷漠中我自己守候一片洁白，这是我作为一个女性的坚贞。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