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苏联的“病毒”

《随笔》刊载老作家严秀的《读罗曼·罗兰（莫斯科日记）》，作者查核了大量的历史资料，条文缕析，对罗兰的日记作了全方位的解读，沉痛地揭示了大厦倾塌的历史根源。

罗曼·罗兰心中的悲哀

严秀将戈尔巴乔夫谑译为“锅巴焦糊”，指出苏联到他手上时，实际上这块大“锅巴”已经“焦糊”了。苏联为什么会成为不伦不类的‘前苏联’？其实在斯大林时代已为后世埋下了祸根。斯大林现象包含以下一些重要的有害部分：领袖崇拜；官僚主义；大规模镇压以及最终形成的极权主义政体。对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对于一个本以天下苍生为念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说，领导阶层的特权化，乃是最恶劣、最致命的病毒。可以说：此病不除，其他免谈。

罗兰看到，苏联当时已经产生了一个拥有特权的阶层。“这些人薪水并不高，但拥有职权的共产党人们享受到除金钱之外的其他方面的特权（住房、食品、交通工具，等等）。这些人还拥有一些总给自己带来好处，并总给亲朋带来方便的无形的影响力。”“高级枢密官的家人过着特权阶级的生活，而人民则不得不依然为弄到一块面包与一股空气（住房）而处于艰难斗争的状况之中。”

与人民的贫困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罗兰发现特权者在郊外的别墅区完全是另一个天堂世界。罗兰说：“我认为，这个党今后还会继续其特殊化，且日益突出。要知道，这个党已经获得控制最高权力集团的权利。一个特殊的共产党人贵族就可能在本身不知不觉的情形中形成。”

罗兰很清醒地意识到这是一种背叛，对共产党人宗旨的背叛，对人民的背叛。他指出：“让构成民族脊梁的精英们与民族脱离开来，此乃不智之举，要知道民族精英的真正作用乃在于哺育民族并且使自己溶化在民族之中。没有理由要让民族精英们把荣誉、财富与金钱的优势都攫为己有。”这就是说，领导权就意味着一定要有所自我牺牲，而决不能垄断一切权力和权利。

罗兰在他的底稿扉页上郑重注明，这份日记包括其中的任何段落，都只能在50年后（即1985年10月1日后）才能公开。罗兰的估计恐怕相当肯定，照苏联那样干下去，一定要出大乱子，大概是要崩溃的。

叶利钦的批判

关于苏联领导层的特权化，叶利钦在《我的自述》一书中，也有过相当篇幅的记述。叶利钦回顾了特权化在斯大林时代就已大肆蔓延的情形，“你在职位的阶梯上爬得越高，归你享受的东西就越丰富……如果你爬到了党的权力金字塔的顶尖，则可享有一切——你进入了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完全可以在一个单独的国家里为那些获取权位的少数人而实现。”“全莫斯科享受各类特供商品的人总共有4万人。国营百货大楼有一些柜台是专为上流社会服务的。而那些级别稍稍低一点的头头们，则有另外专门商店为他们服务。一切都取决于官级高低。”

“当人们了解到这令人愤怒的社会不公，并看到党的领袖不采取任何措施以制止党的高层人物对财富的这种不知羞耻的掠夺，就会失去最后一丁点的信任。”“没有信任，也就谈不上有任何前途的真正的改革。”被视为苏共异己分子的叶利钦，可以说恰恰在这一点上一度得到了老百姓的拥护。只要特权化的病根不除，其他的任何药方都白搭。

“自己将自己打败”

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一书，在总结苏联解体的原因和教训时指出：“过高估计和平演变战略的作用，甚至把它看成是苏联解体第一位的、主要的原因就是具有片面性……外部因素再强大，内部不出问题，和平演变的战略就不能得逞。”进而又阐明：“执政的共产党必须坚决改正权力过度集中，官僚化、特权化等弊病。党如果长期脱离群众，最终必然被人民群众抛弃。”

六七十年代以后的苏联，社会发展陷于停滞，社会生产不振，物资匮乏，民不聊生。有学者指出：“苏共的垮台，是经济失败必然导致政治失败的一个例证。”经济是怎样失败的呢？让一群搞特权的蜕化变质分子带领人民脱贫致富去发展社会生产力，岂非痴人说梦？很明显，并不是经济失败在先，而是权力异化在先，是苏共党内越来越多的人背叛了党的宗旨、背叛了人民在先。这才是苏联最终在社会生产力上、政治威信上不堪一击的根源所在。历史上，“自己将自己打败”的例子，我们看得多了。但最为触目惊心的当数苏联这位“社会主义老大哥”了。

一位学者说：“苏联对我国的政治生活的影响是巨大的”，我国的改革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并不意味着不存在潜在的危机。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教授近日在一次谈话中说，中国最大的危险主要在两个方面，一个就是继续计划经济，另外就是借改革之名掠夺大众，搞得不好可能会发展成为类似东南亚国家的“裙带资本主义”或者“亲朋好友资本主义”。他指出：中国在这方面的苗头已经相当明显了。“继续计划经济”的危险是取消改革，取消改革“只有死路一条”，自不待说；而“借改革之名掠夺大众”无疑与官僚化、特权化，亦即权力异化、权力寻租有密切的关系，别忘了这正是导致苏联毁灭的最顽固的病毒。

近年来，已有一些学者在深入探索改革理论的同时，开始（不得不）直面这样的一些问题：到底是哪些人成了改革的最大收益者？老百姓究竟得到了多少财富？社会发展遇到了多少幌子下的陷阱？

一个不断号召国民树立崇高信仰的国家，却长期未能相应建立社会公正，前苏联因此终致溃败了。对于历史教训之类，我向来心存一份恐惧，那就是黑格尔曾经说过的：“我们从历史学到的只是：人类从未从历史中学到任何东西。”（《南风窗》99年第4期/郑溢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