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企业情结

□文/周宁光

那是1963年秋天的一个早晨，一辆小毛驴车拉着我们家简陋的行李向棉纺厂走来，却不曾想从此会与工厂结下不解之缘。

到了棉纺厂，我插班上小学二年级。说实话，那时的我并不是好学生，算术考试总是不及格，拼音一塌糊涂。所以挺自卑也挺孤独的，好在后来我慢慢地适应环境，融入于同学之中，也会说一口顺溜的普通话了。我在棉纺厂渐渐长大，也开始熟悉了她。在学工劳动中，我在车间扫过地、摆过管、推过纱、装过纬。那纱锭飞旋经纬如瀑的场景引发了我心灵的强烈震撼，我以稚嫩的手笔写下的《摆管机诞生记》、《摇纱女工》等习作，受到语文老师的夸奖。1972年冬天，当我欲下乡插队时，竟对棉纺厂有了难解难分的情结。

9年以后，我终于调回该厂，成为织布车间的一名上轴工。从技工变为辅助工本有些“掉价”，可为了那份情结，我依然干得欢实。车间质量抽检，我上的轴“零分车”最多；参加省纺系统技术比武，我获得“省级操作能手”称号；担任男工班长，我和我的班组并列于光荣榜上。

后来我调入了收发室。有人说干收发“位卑、岗低、人背、钱少”，我也有同感。在领工资时看到别人已成为光荣的纳税人，而自己才领5张时；盛夏里在近40度高温的收发室汗浸衣襟时，尽管我也曾以此话自嘲，但我依然干得那么欢实。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奉献，一种对棉纺厂情结的奉献。尽管这奉献与收获并不对称。

改革的时代鹰击长空，日新月异的生活激励我勤奋笔耕，以我的执着与激情为职工加油，为企业讴歌。于是在不少报刊上频频出现我的名字。《中国纺织报》几度在头版头条位置刊登我为我厂传真的力作，《陕西日报》、《陕西工人报》和《工人日报》等60余家报刊先后刊登我的近400篇文稿，其中为棉纺厂人歌功颂德的文章就有150篇之多。我的作品获奖证书和优秀特约记者、优秀通讯员获奖证书也多了起来。

于是有人找上门来，要我捉刀，也有为打官司找我写诉状的，更有人在打听我“润笔几何”，甚至连贼也惦记着我，深夜顺阳台爬上五楼，却在我家只找到了11元5角钱。

在外我小有名气，于是便有人鼓动我跳槽，一些新闻人也问我是否愿意去他们报社工作。一位朋友甚至拍了胸膛：只要你来，收入绝对是你现在的三倍以上。好心好意我一一皆领，却恕不从命。我深深知道：我已扎根于棉纺厂这块沃土，深浸于那份情结，我是不会离开她的。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忠诚，一种对我厂情结的忠诚。尽管这忠诚与回报并不成正比。

屈指算来，从1981年调入棉纺厂已21载，我也算是“奔五”的人了。在经历着勤奋与奉献的同时，我也承受着生活之重与生命之轻。无论是生活中欢快的吟唱还是痛苦的诉说，不管是岁月里深情的抒发还是肤浅的表白，都是为了我心中那个难解难分的棉纺厂情结。

于是，为了那份情结，我在浮华与喧嚣之中找到了自己的坐标，在追寻之后看到了自己延伸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