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搞不好　全因“官有制”

公有制和非公有制是目前使用频率很高的两个词汇。已经有人注意到，与公有制相对的并不等于是私有制，说成是“非公有制”比较准确。比如曾经存在过的“皇有制”和“枪有制”，既不算公有制也不是现代意义的私有制。有皇帝的时候，“朕即国家”，社稷江山都是皇上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国有”也等于“皇有”。军阀混战的时候，有枪便是草头王，国家大权和社会资源全被军阀瓜分一空，那就是“枪有制”时代，虽然军阀常自称是代表国家，其实只代表一小撮人的利益。“皇有制”和“枪有制”的最大弊端是缺乏监督。没有监督的权力滋生腐败，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

新中国成立后实行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宪法》第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按照经典的社会主义理论，公有制有着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国有企业实行的是全民所有制，本应该得到飞速发展。然而并没有这样，国有企业支撑共和国的工业从无到有、由小变大并且曾经辉煌之后就暴露出种种弊端，终于步履蹒跚地走到歧途，只有被一“卖”了之的命运。难道公有制是造成国有企业搞不好的罪魁祸首？

鲁迅先生说，管事的人如果是内行，就把所管的东西偷光，如果是外行，就把所管的东西糟蹋光。用这个思路来考量国有企业的兴衰史，就好比练气功练到了“任督二脉相通”，立即一通百通。如今把企业的经营者称为企业家。而国有企业的管理者从一开始就是官。在政企不分的年代，企业官员与政府官员同样配备，享受的政治待遇和经济待遇也都一样，他们具有官所具有的一切特征。那时候要建个什么厂，选址何处，投资多少，购置什么设备，招工几人，生产什么，产值产量，销往哪里，价格如何，全都是官们在做主。往往先是由政府的官做决定，做了决定之后，这位政府的官也就自己或派遣自己信任的人到企业里当官。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很难分清是政府的官还是企业的官起的作用更大，应负的责任更大。那时候普遍认为“外行管理内行”是很正常的事。

官们管理国有企业，他们的主要精力不是研究市场需求和市场走向，也不是开发新产品，以及节能降耗、技术革新、改进工艺、提高劳动生产率、减少招待费和差旅费、合理调配资金、及时还贷、减少利息支出、加强工程预决算审计、节约工程费用、加大催款力度、降低债权风险、提高市场占有率、把蛋糕做大、以降低单件产品成本等等事情。他们主要关心的是一些政治话语和动向。多年来先后成为当时“中心任务”的政治话语往往前后不连贯，有一些直接对立，新的不断否定老的，如文革前后的二十年中，政治话语几经变化和“革命”，有的一夜之间就转了180度。因此，政府的官和企业的官都不能不多次用新的话语否定自己以前大量宣讲过的旧的话语，造成其核心思维的矛盾，也造成官们在政治环境中信用缺失。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国有企业的官们的状况。

改革开放以后，企业的官们有了很大变化。干部队伍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使一批学历高、受过专业训练的官走上企业管理的舞台。干部队伍虽然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但是官本位的大环境并没有改变。职工的民主权力并没有得到尊重。官们的权力并没有受到监督和制约？这批新上任的“技术官僚”，很快就了解了“官”的含金量，很快就搞明白了“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多么令人身心愉快。还有，商业气息和开放的环境，让他们比前任更懂得利用“职务消费”进行合法的享受。住豪宅，坐豪车，享受豪华办公设备，出门住星级宾馆乃至总统套间，出入娱乐场所，金樽美酒玉盘珍馐，小姐们巧笑倩兮，美目盼兮，都使某些被称为国企老总的国有企业搞不好的原因不是公有制而是“官有制”，新贵们深感“万事皆备于我”，此乐何及！

当国有企业被评估机构认定为资不抵债时，人们却无法追究经营者的责任，因为目前没有归责机制，国企老总很容易嫁祸于人，或者把责任推给体制弊端，或者干脆推到企业职工头上。人们都看到了，国企老总在“国有企业职工素质差”、“被养娇了养懒了”、“理应被淘汰”这场鼓噪中总是最卖力的一群。这也为他们“卖”企业打好铺垫和伏笔。没人追究他们把企业搞得半死不活的责任，他们反倒在国有产权“转让”过程中接受“改革者”和“先行者”的桂冠，同时趁机最后再给自己捞进一大笔好处。

对企业的官来说，管理国有企业就是“取之于民，用之于官”的最合法的、也是最保险的途径。因此，国有企业弄到今天的地步，怪不着公有制，全是“官有制”惹的祸。

■田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