茹太素太直

冯日乾

茹太素挨打的故事经常被人提起。大凡谈到反对文山会海空话套话，提倡开短会写短文，就有人要把这陈年旧账翻出来奚落一番，说是这位明初的文臣茹太素在向皇帝上疏时下笔千言离题万里，与“博士书契，三纸无驴”并无二样，活脱脱一个头脑冬烘的书呆子，所以当时被朱元璋打了一顿屁股，活该。

这其实是一桩百分之百的冤案。请看明史茹太素列传的原文：（茹）陈时务累万言，太祖令中书郎王敏诵而听之，中言：“才能之士，数年来幸存者百无一二，今所任率迂儒俗吏。”言多忤触。帝怒，召太素面诘，杖于朝。——一清二楚，茹太素挨打是为他的奏疏“言多忤触”，特别是他竟然敢直言皇帝容不得才能之士而尽用些迂儒俗吏，惹恼了朱元璋，与行文的繁简长短毫不相干。同一事件，宋濂传里也有记述。当“帝怒，问廷臣”时，便有人顺势表态，火上烧油，说茹太素此论简直是对圣上的不敬。但这并不是说他的话文词太多，不知所云，空耗圣上宝贵时间，相反，却是他实实在在地“诽谤”现实，攻击了当时的法制。

这是一场忠直之士与专制君主的较量。以苛酷待下、迫害贤能著称的朱元璋无法容忍茹太素这么放肆地大揭自己的伤疤，于是在他身上首施廷杖，即当着众朝臣和内侍的面扒去其衣裤并让其屁股在棍杖下皮开肉绽，以此告诫所有胆敢给朱明天子抹黑的臭儒士从此长点记性。

廷杖就廷杖罢，在朱皇帝的法典里比廷杖更残无人道的酷刑多得是。问题在于，打了人还要做出三分怜惜七分责怪的又慈又严的样子来，恰如娘老子误打了宠儿。廷杖过后，怒气渐消，朱元璋重览茹氏奏章，发现后边所提几条建议可采纳，于是一边下令有司照办，一边转面斥责廷臣：朕一怒之下错打茹太素，你们为什么不说话？若不是宋濂先生劝解，几乎误罪忠臣！不过话说回来，太素你的文本也确有大毛病，浮词太多，至于萦听，让人不得要领。依朕看，你那几点建议五百字也就够了……

事情如果到此为止，朱元璋就是个难得的好皇上，虽然脾气太坏，知过能改善莫大焉。但不久，他却精心炮制了一段文字，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描述茹太素遭打的事：近臣刑部主管茹太素以五事上言，其书一万七千字，朕命中书郎王敏立诵之，至字六千三百七十，乃云才能之士，数年以来，幸存者百无一二，不过应答办集。又云所任者多半迂懦俗吏。言乃至斯，未睹五事实迹，意其妄言……于是扑之。次日深夜中，朕卧榻上，令人诵其言，直至一万六千五百字后，方有五事实迹。其五事之字正是五百有零……

看来朱元璋先生玩文字搞欺瞒的工夫绝不亚于那些秉承主子意摇笔鼓舌的御用文人。他一上来先下断语，把你“陈时务”的大论题曲解为仅仅是万言书最后的几点建议，然后便用统计得十分精确的字数——其实是编造得过分精致因而也显得格外虚假的故事从始到终突出你行文的“空而长”，五百字足够而竟拖长到一万七。他又改变问题的性质，把因为“言多忤触”而用刑，说成是“未睹实迹”，“意其妄言”而怒责。结尾，仍落脚在今后“许陈实事，不许繁文”上。更重要的是，这段“御笔”是作为新定的奏对格式的序言颁布于世，这就越发给所有不明内情的人们以错觉；茹太素挨打乃是臭文人不顾公文格式无病呻吟应得的惩罚。就这样，一个硬“搜”出的“繁文乱听”的罪名，便将独夫的专横狠毒巧妙地化作了站在岸边专看茹氏水涨河塌的势利圆滑之徒的明嘲窃喜，也哄过了几百年来无数在权力话语面前不敢稍加怀疑的芸芸书生。

但茹太素总也不屈。一日，朱元璋在便殿赐酒，以诗告之：“金杯同汝饮，白刃不相饶。”这是警告，也是试探。茹叩首，续韵对曰：“丹诚图报国，不避圣心焦！”面对这位受了廷杖仍不改其诚，金杯白刃并举却不避上怒的榆木疙瘩，史书说“帝为（之）恻然”。“恻”字怎讲？是为他至死不改的丹诚感动呢，还是为其忠到愚不可及而悲悯？反正，“未几”茹太素就被降职，接着又坐罪而镣足治事（戴着足镣上班）。“后竟坐法死。”真是躲了初一躲不过十五，一个“竟”字揭示了忠直之士在当时难以逃脱的命运，也透露出个中“欲搜之罪，何患无事”的无情消息。

茹太素，汝太直，挨打殒命都在料中。只是六百年前朱皇帝强加给你爱写空洞长文的冤名，至今被人奉为历史经典争相翻炒，实在叫难得糊涂的人们哭笑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