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轶事三则

·满园·

1949年以后，由于最高当局的爱好并为之揄扬，红楼梦研究和鲁迅研究成为两大显学。红学之外又有曹学，曹雪芹资料极为匮乏，存世的诗只有两句，但我们却看到续貂的整首的律诗。曹雪芹卒于除夕，但为了到底是壬午抑或癸未（相差仅一年），却费了十数万字的笔墨去争论。鲁迅的资料，经过数十年的蒐集，已经相当充实和完备。只是由于以前出书要求过于严格，作者有点历史问题就不能出，内容有点碍事也不能出。现在这些清规戒律去掉，出书面得以扩大，有些新出的书中含有鲁迅生平的珍贵资料，现摘出三则，以飨读者。

一则见于王森然著《近代二十家评传》。王为著名美术家、教育家兼擅文史，1924年应杜斌丞之邀到榆林中学执教，在陕北播下革命和学术的种子。他早年在北京求学，鲁迅为其业师，他写的周树人先生评传中有不少亲历亲闻的罕见材料，摘抄如下：

“先生之母，喜读长篇小说，旧小说阅读殆遍，新小说之《广陵潮》，杂志中之《红玫瑰》，亦为所喜。一日，对先生云：“人家都说你底《呐喊》做的好，你拿来我看看如何？”阅毕即曰：‘我看了没有什么！’

“先生事母至孝。母爱其妻，妻因先生所恶者。在北大教书时，课毕返家用餐，其妻炊粥以候；先生闻饭味即厌，怒目相向曰：‘谁所为者？’母曰：‘余所为！’先生渐渐有喜色，终则同食矣。夜晚就寝，其妻安被以俟，先生亦尝怒目相向曰：‘何用尔为？’几至裂床，母曰：‘乃余所为！’先生无语，酣然以睡。以是之故，先生上课，至独早，去至迟。尝挟书包，至大红楼前，列席棚中便饭。玉菽窝头，荞面条子，与人力车夫、卖报童子，共坐一凳，欣然大餐。有时相遇，便点头微笑，暗示来此一试，味至美也。

“先生上课时，其铅笔恒置右耳上，备以更正讲义中之错字者。有时畅谈，一小时不动讲义，其笔仍置耳上不动。下课后先生至棚中吃饭，余蹒跚其行，至御河桥上，北望五龙亭，挟书伫立。先生口衔纸烟，囚发蓝衫，坐人力车过此，微笑点头，视之，其笔仍在耳上也。”

第二则见于蒋廷黻所撰回忆录，谈他同鲁迅1924年一起赴西安讲学事。蒋原为南开大学清华大学教授，1935年弃学从政，至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工作，后来任过驻苏大使。1949年国民党政府逃台湾，仍窃居联合国席位，蒋长期担任代表。他谈及鲁迅：

“在西北大学夏令营演讲是很辛苦的。……演讲人中有鲁迅（周树人），他后来成为名小说家，支持共产党。1925（应为1924——引者）年我们还闻不出他有什么共产味道。他曾出版过一本《中国小说史略》，……他在西安演讲的仍为他那本书中的旧套。他有点儿瘸，走起路来慢吞吞的。……有一天我看到他和一群孩子在一起玩一门青铜造的玩具炮。他告诉我，如果把一个小石子放在适当的位置上，可以弹出二十码远，像弹弓一样。他说那门玩具炮可能是唐代设计的，但他买时价钱很低，所以他不相信那是唐代的东西。我问他为什么不相信？他说：‘如果我一定说是唐代的古物，别人就一定说它不是。如果我一开始说它可能不是，就不会引起争论了。’”

第三则见于张恨水散文集《小世说》中《鲁迅之单人舞》：“章士钊改女师大为女大时，女师大一部学生离校，由数教授率领之继续上课于皮库胡同，经费悉由师生自筹，鲁迅先生其一也。先生授课，指斥章氏，间杂以谐语，一座哄堂。一曰，值校庆，师生毕集以示不弱。会后作余兴，先生任一节目，先生固不善任何游艺苦辞不获，乃宣言作单人舞。郎当登台，手抱其一腿而跃，音乐不张，漫无节奏，全场为之笑不可抑。先生于笑声中兴骤豪，跃益猛，笑声历半小时不绝。此为当年与会学生所言，殆为先生仅有一次之狂欢，不可不记。”张恨水为著名通俗小说大家，又为报人，二十年代即在北京，所述当可信。

这三篇资料，以张所述单人舞最有价值，一般人对鲁迅的印象是横眉冷对，严肃谨饬，绝想不到他能在游艺场贡献一个节目。女师大风潮在1925到1926年，鲁迅是支持反对章士钊和杨荫榆（女师大校长）的学生的，而且此时他与许广平的恋爱正处于高潮，故能有此豪兴。在西安与小孩子一起玩唐代青铜玩具炮，以及在北京与下层群众一起吃饭，也颇凸现鲁迅个性。一些当事者回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北大沙滩附近（当时在城内的老北大）有不少普罗饭摊，专供穷学生饮食。鲁迅就餐的饭棚，大约就是这等去处。

北大规矩：教师必须事先把讲稿送交讲义科，印成讲义（当时是油印或石印），每次上课前，由讲义科人员在教室门口向学生发讲义数张，即当天讲课内容。到学期完了，把每次发的讲义合起来装订成册，就是一本完整讲义。讲义或有误植，教师在教课过程随时校正，所以鲁迅耳上插一枝笔。当时教授讲课往往离开讲义大发议论，所以铅笔就在耳上一小时不动。耳上插笔这一细节是极为传神的。

至为鲁迅夫妻不和是众人皆知的，但王森然提供的细节仍弥为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