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面效应

周润根

阿Q被国人嘲笑了大半个世纪，有时细想起来，觉得他未免有点冤枉。阿Q发明的“精神胜利法”，是他当时在未庄的地位造成的产物。比如，谁都敢欺侮他，所以他挨了打后第一感觉不是痛（未必不痛），而是“儿子打老子”。当他去捏小尼姑的脸时，却又有了几分霸道：“和尚动得我动不得？”这样一种自产自销的“个体”性质的自慰，由鲁迅先生的大笔加以典型化，难免授人以笑柄。其实后来人早就占用了阿Q“精神胜利法”的专利，只不过搬出“一分为二”、“坏事变好事”一类哲学思想来作为理论根据，便成了“负面效应”，阿Q是打不起官司告不起状了，何况，小尼姑诅咒的“断子绝孙的阿Q”并不灵验。

而今，交学费，“近亲繁殖”，内举不避亲，翻手为云覆手雨等等，是耶非耶，好事坏事，经三寸不烂之舌一搅和，且居高声自远，凡人莫知，神仙难辨。纵有阿Q精神之嫌，但它产生作用于群体或“国营”，便增添了胸怀博大与处变不惊的内涵，倒有了几分大丈夫的风度与气质。

老百姓似乎也自觉与不自觉接受了负面效应。谁都知道，黑人的牙齿特别白，俗话说，“浪子回头金不换”。“文革”那年头，上映受批判的电影，观众会成倍增多。早几年有个电影演员犯流氓罪入狱，他唱的“囚歌”也因此风靡全国；一位默默无闻的女作者，因她的小说诽谤他人被判刑一年，竟成了一时的新闻人物，名声大噪，恐怕连她自己也万万没有想到。

有一幅漫画：《包公落选》。但见领奖台上第一名为拒贿1000次者，第二名拒贿500次，包公却因“谁敢对我行贿！”而落选。漫画家在其中影射的负面效应，便超越了凡夫俗子们许多。还有人投稿到《法制日报》，说他在某乡政府看见由区政府颁发的奖状：“上缴超生罚款第三名”。那自然是还有第一名第二名的。一项基本国策也被“负面效应”玩到了负面！

多层次全方位的人士“玩”转了“负面效应”，可见决不同于阿Q一般的愚昧。比如说，客观上能起到安抚人心、鼓舞士气的作用，也有为责任者解除过失，转忧为喜之功效，主观上也许还可得到多少的实惠——这自然是不便说出口的。

当年，“叭”的一声阿Q便没了，连同他那句“妈妈的”，于世于人并无多大伤害。只是，今天比起阿Q年代毕竟进步了许多，而由阿Q精神演绎出的“负面效应”的负面效应，之于国家民族又将如何，便不好再算在阿Q的癞头上了，留给现代中国人去思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