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后的抗日民众运动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中共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主动提出了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从而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接着发生了芦沟桥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大举进攻，这时国民党不得不对日宣战，我国开始实行全面抗战。在这种形势下，国民党既不愿让抗日群众运动自由发展，又不能阻挡群众抗日运动，便千方百计来控制、包办抗日民众运动。

国民党包办抗日民众运动采取了多种手段。1937年8月，陕西的国民党当局以陕西抗敌后援会已经成立、要统一抗日群众团体为借口，下令取缔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等14个抗日救亡团体。1938年2月以未经合法筹备之团体为由，下令取缔西安市中等学校教职员联合会等13个救亡团体。同时，由国民党一手包办，在省、市、县建立抗敌后援会，不许其他抗日救亡团体（如西救会）参加。对其已批准成立的团体以搭起架子和挂出招牌为满足，并不热心搞抗日救亡活动。在西安市等工人集中的城市设立工商训练委员会，对工会、商会负责人实行组训。在各工厂和行业工会派驻别动队，以监视和控制工人。西安汽车业工人要求登记成立工会，别动队硬要派两个非工人参加工会领导，工人不同意便不准成立。1938年5月，中国工人抗敌总会筹委会在汉口举行全国代表大会，陕西的国民党当局让一个理发馆老板、一个别动队员和一个不明身份的非工人代表去参加，经过工人力争才去了几个工人代表。

对国民党陕西当局这种控制、包办民众运动的作法，陕西工人与各界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下同他们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一方面对国民党的错误政策和作法进行公开的揭露和批评，一方面停止执行过去的左倾路线和政策，争取群众的支持。1937年8月和10月，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等14个救亡团体和中共陕西省委连续发表致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的公开信，批评其“救国有党在，不与民相干”的政策，揭露国民党压制、阻挠群众爱国救亡活动的真相。1938年5月，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负责人冯文彬再次发表讲话，揭露国民党陕西省党部限期解散“西北青救”等13团体是削弱抗战力量，是不得人心的，并宣布拥护国民政府团结抗日。与此同时，中共陕西省委职工部决定不再在中心城市要求搞赤色工会和举行“飞行集会”等，而是到国民党批准成立的团体去做工作，推动他们进步。斗争方式主要采取合法要求、谈判商量，在要求改善工人生活待遇的同时，说服工人为抗战搞好生产。这样，博得了社会各界的同情和支持。在推动民众抗日救亡运动中，中共西安市职工运动委员会派党员到产业工人集中的工厂、铁路、邮电等单位去作“笨”工作，广交工人朋友，发展党员，建立党的战斗堡垒。这项工作很快收到了成效，尽管1939年冬到1940年春国民党发动了反共高潮，地下党支部受到摧残，各种抗日团体受到很大打击，邮工剧团、铁工话剧团等不得不停止活动，但是共产党组织在工人中站稳了脚跟。1940年毛泽东总结了陕西地下党的工作经验，提出“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其中包括了陕西地下党在工人中的工作经验。　（史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