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鄙夷文人急功近利

著名女作家王安忆对商业转型期大陆文化市场不满。她说，她是一个严肃的作家，对大多文化人士丧失理想决不原谅。

她本人正撰写一部反映女人生存命运的长篇小说《长恨歌》。去年，她只写了《文革轶事》、《伤感的情与爱》两个中篇，比往年创作产量要“低得多”。她解释是理性思考多了，“不怎么样”，她也不希望有很多人看她的书。

对商业转型期的文化生态环境，及文化人的“急功近利”，王安忆感到“压力很大”。她说，“寂寞，正是寂寞”，但她又认为，不少作家如余华、苏童、叶兆言等写作状态还是不错的，比起新时期（1990年以前）作家更具想象力及创作能力，文学特征难以归纳，而前10年文学状态仅是浪潮、口号，往往众多作家模仿一个作家的写作特征。她认为，这跟生活形态变化有关，早年，众作家的背景、生活方式及命运大致出于一个模式，如历经反右运动、“文革”插队落乡等，现在则是各人自我选择生活，互不相同，难以类比。

不过，王安忆又矛盾地感慨：八十年代中后期真是一段好日子，创作空气自由，且商业化因素未浸透进来（那段时期，她曾写出具影响力的《荒山之恋》、《小鲍庄》、《大刘庄》等作品）。

身为上海作家协会的专业作家，王安忆的月薪八九百元人民币，属中等水平。她并不同意有些学者提出的“取消作协制度”，她说，一个作家没有钱（指从作协领取薪水），势必要走商业化道路，亦不自由。

目前，在文学受市场机制制约下，不少作家放弃了原有的理想，譬如近年有些被喻为“新写实主义”的作家，以“平凡状态”为标榜，在作品中强调“潇洒走一回”。更有“新状态”、“新体验”之类，实际上没有多少特征可概括，王安忆说。

她强调自己是个“对文学相当严肃”的作家，虽然苦闷，但对于创作来说比开心有利。

（摘自《明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