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是“民肥官瘦”

屈超耘

朋友告诉我，近些年来一些地方出现了一种怪现象：官肥民瘦。我说，肥瘦是身体素质的原因，与官民何涉？他笑着说，此乃一个借用词。肥，就是有钱，富；瘦，指的是可怜、贫穷。为了说明问题，他比了许多现实例子，特别是一些“穷庙”，普通和尚吃了今天没有明天，“方丈”却富得能流油。我听后觉得大吃一惊，此现象说明，腐败当前已到了令人闻之色变的程度。

按照我个人的粗浅理解，官和民的谁肥谁瘦，似乎不应该是时下这个样子，而应当颠个过儿：民肥官瘦。因为，在我们这样的国度里，官员是为人民群众服务的（正因为如此，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社会生活用语中很少有“官”这个字眼出现），故称作公仆，变成土话就是人民大众的伙计。而享受服务者——人民群众，则是主人，北方话叫“掌柜的”。自古以来，仆人为主人操劳，那是天经地义的事。他们从明到晚，要忙活得多，劳累得多，操心得多。然而他们毕竟是仆，仆说什么也应比主人瘦。相反，作为主人的人民大众，因为有公仆在那儿忙活，许多心不用去操，许多事不用去干，许多路不用去跑。比起仆人来，要省心得多，悠闲得多。但，尽管这样，主人毕竟是主人，主说什么也比仆人肥，这是题中应有之义。

当然，事情也不尽然，历史上也确有“仆肥主瘦”的事，那是主仆关系颠倒了的缘故。我的家乡过去流传一出戏叫《世事颠倒》，讲的是恶仆欺主的故事。主人是寡母孤儿，雇了一个仆人，仆人明里为仆，暗里却把收的帐窃为己有。慢慢地，仆富了，主穷了，仆便把这寡母孤儿赶门在外作了主人，不久，这寡母孤儿因走投无路，又返回来给当年的仆今天的主作了仆人。历史毕竟是历史，自新中国诞生以来，虽然出过一些恶“仆”（如林彪、“四人帮”），但发展到恶“仆”欺主以至最后变成仆肥主瘦，还是极少见的。因此，当现实生活中出现了官肥民瘦现象，令人忧心如焚，就是可以理解的事了。

为什么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出现被颠倒了的官肥民瘦现象呢？这是一个极严肃的问题，需要一些专家专门去研究。但我认为，吏治不整是一条最根本的原因。按照常理，中国不论哪一级的官，都属于工薪阶层。官民的收入，尽管体现了“多劳多得”的原则，官比民收入多，大官比小官的收入多，但总体上说，差距并不很大。只是因为我们对官员特别是对“一把手”官员，缺乏有效的监督（尽管颁布了不少的条条例例，但实际生活中的“一元化”，使这些条条例例在权力面前显得软弱无比），致使一些官员由公仆转化为主人，由勤务员变成人民的老爷。且不要说什么陈希同、王宝森，就是小小的八品菜籽官乡镇长，监督亦成为虚设。监督成了虚设，官员就会利用手中的权力，大摘贪污、受贿等腐败情事。于是，从工资本上看，官民收入大体合理，而实际上相差极为悬殊。山西一位被称为“有良心”的县委书记，称自己是“万元肚”（即白吃白拿万余元），那还是好“一把手”，不好的呢就可想而知了，群众说：官之所以很快肥了，是因为有“隐形收入”。这“稳形收入”词典上还未来得及收入，实际上就是通过利用权力而取得的不义之财。我在这里大胆提个众人司空见惯的问题：在公众场合，常见一些这长那长抽“红塔山”。我敢负责任的说，他们十个有九个都不是出钱买的。因为，按照现行工资标准，司局级干部500——800元。县团级干部（如本作者之流）400—700元，若他们自己出钱买“红塔山”抽，我保证他要卖儿卖女了。那么，那些“红塔山”是从哪里来的呢？说白了，就是那个“隐形收入”，（谁发明的这个词，该奖）如果没这个“隐形收入”，料就他谁也抽不起。

“官肥民瘦”这种被颠倒了的社会现象，是一种可怕的社会阴暗面。不把这种阴暗改变。社会就永远不会清明，而要改变，不大力整顿吏治，别无路子可走。有感于朋友讲的这种现象，我猛然想起了北宋末年李易安居士的那首名词《如梦令》。于是，利用她老人家的旧“瓶”子给里边装一点今天的新“醋”，打油如下：“公仆”肠肥膘厚，“主人”青筋外露。试问知情人，却道腐败依旧。知否？知否？应是民肥官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