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树皮与五谷

□文/毛锜

宋朝嗜学好文的刘莘老有一段教子名言，即“士当以器识为先，一号为文人，无足观矣。”其实有关器识这个命题，唐代的裴行俭早有专利，刘莘老仅为“英雄所见略同”，将它复述了一下。不过他又加上“一号为文人，无足观矣”这一句，就显得分量更重了。所谓器识，也就是器度和见识。其意所指不外乎是说，一个有志于从文的人，首先要有一个博大的胸襟，恢宏的气量。境界高了，格局大了，自然会有远见卓识，大家气象。否则鸡肠鼠肚，器小易盈，如前人一首紫沙壶诗所写的：“量小不堪容大物，两三寸水起波涛”。倘若如此，纵然他真的也会附庸风雅，东涂西抹两下子，怕也就无足观了，甚至还要让人们敬鬼神而远之呢。

按说，一个船多不碍江的偌大文坛，文人们尽可以施展自己的智慧才华，潜下心来坐修各自的正果。对高山仰止的文学先辈就叹赏服善；对才情真正卓异的同行，就见贤思齐。有道是“千古文章未尽才”，只要辛勤写作，耕耘不辍，何愁文坛上没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可有些素养不足、器识差劲的文人，就不作如此想了。他们的虚荣心极盛，稍有一点文名便恃才傲物，乖僻不情，乃至摆出一付唯我独美，人莫予夺的架势。狂言恣肆，目空天下，且动辄对一些文学大匠、诗坛巨子信口雌黄，百般丑诋。仿佛这些人阻碍了他们的文坛大可汗伟业一样，必欲揶揄嘲弄，一笔抹煞方后快。大凡一个文人自我膨胀到这个份儿上，他也就必然清誉顿失，面目可憎，压根儿不足观了。

设若不信，此处不妨略举一二，以便让我们见识见识这类“不足观”者的文人德性吧。南朝宋时的吴迈远就是一个。吴某身为文人，自是擅长于作诗联句，吟风弄月。但有一个最大的毛病就是“好自夸而嗤鄙他人”。据说他每乘兴写出几行好诗时，便得意忘形，不可一世。甚至连被谢灵运所称道的“天下才共一石，曹子建独得八斗”的曹植也不放在眼里。在自我感觉良好的极度陶醉中，他就将诗稿掷之于地，禁不住高声呼叫道：“曹子建何足数哉！”遗憾的是那个年月还不时兴煮咖啡、发红包开研讨会这一套，也就难为此老兄有这番关起门来称王称霸唱独角戏的精彩表演了。还有唐代的李赤也算一个吧。不说别的，只说他为自己起那个蹊跷的名字，就让你感到此人自炒有术，智商超常。他尽管客气，还是玩“拉贤配”的把戏，径直大言不惭地声称“吾善为歌诗，诗类李白”。如果真是如他自我“广而告之”的那般好，当也属诗坛一大佳话。可惜实情并非如此。据前代学者笔记记述“（李）赤有十诗在姑熟堂下，署名李白，东坡读之，以为浅陋不类太白也。”有趣，苏东坡虽不搞比较文学研究，却倒能慧眼识真。一搭眼就识破了假冒货色的真伪，也着实扫尽了李赤这个倒霉鬼的兴。

这里说到苏东坡了，不由人顺便联想到明代嘉靖年间那位曾风云文坛一时的汪道昆。用时下的时髦话说，此公也算是一个文坛“大腕”。烹文煮字自是不在话下，吟诗作赋也略有可观。但就是傲气惊人，霸气十足。他竟不惜象堂·吉诃德大战风车似的，公然向一代文豪发起挑战，非常武断地宣称：“苏轼文章，一字不通，当以劣等处之”。他说此话的目的原本是“高自标置”，也就是企图再抬高自己的身价。可万万没想到大酒醉人，大话恼人。结果只能叫人嗤之以鼻，付之一笑，最后落了个“妄为大言，以欺世也”的笑柄。

看来，所有这类文人不仅善于诙谐，而且还会自己替自己制造笑话。令人困惑的一点倒是：为什么这种“妄为大言，以欺世也”的文坛痼疾久治不愈，且如疑难顽症，复发频仍？难道这些人不知道如此下作会自陷轻薄龌龊吗？不，不是不知道。而是“书生名利浃肌骨，尘埃日久生心胸”。要知道，一颗聪慧明澈的灵魂，一旦被妒恨和贪婪的沙尘暴蒙蔽，那可是十分可怕的。这就是有些文人之所以甘冒天下之大不韪，也要危言耸听以欺世吊诡的缘故。君不见，三十年代迄今不是仍有少数文人步入后尘，继续在施“以鸱枭而笑凤凰，执蝘蜓而嘲龟龙”的故技，为自己制造所谓的“轰动效应”吗？！目光如炬的鲁迅先生，早就看穿、也看厌了这类文坛上丑人多作怪的、又实属一厢情愿的西洋景。从而对当时文坛上那些靠踩倒别人以提高自己“文学价值”的文人及其作为，投以无情的鞭挞和蔑视。指出“他们以为只要决堤淹灭了五谷，草根树皮的价值就会飞涨起来了。”这可真是一针见血，入木三分的针砭和剖析啊。

前车既覆，后车当鉴。但愿我们今日文坛上“爬格子”的朋友能器宇豁达，自爱自重。宁作即使有被淹灭命运的五谷，也切勿作行情一时看涨的草根树皮。否则一失足坠于下流，就难免应了刘莘老的感喟，真的会“无足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