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提“板凳须坐十年冷”

口毛锜

看到近日传媒上有关奥运会上尼斯特连科勇夺第一女飞人桂冠，盖特林一跃而成为新的男百米飞人等令人眼花缭乱的报道，使我忽然联想起两个月前《文汇报》上一则《科学“飞人”要不得》的新闻。既称飞人，却加了个引号，又缀了个“要不得”，当时乍一看就觉得其中必有蹊跷。待细读，果然发现了那“飞人”并非田径场上短跑如风似箭、博得万众喝彩的飞人。而不过是泛指在当前市场经济的喧嚣与骚动中，一些科学家也心猿意马，魂不守舍，整日的“南来北往走西东”，上早集、赶晚场似地飞来飞去的现象。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人席不暇接，四处奔波，也确是够辛苦的科学“飞人”了。

不知怎的，一触目到“飞来飞去”这几个字样，清朝诗人蒋士铨讽刺明朝文人陈眉公“翩然一只云间鹤，飞去飞来宰相衙”那两句诗，便顿时浮现在我的脑际。紧接着那位清初足迹“三分天下几遍其二”的大名士李渔的身影也显象在我的眼前。要说历史上陈、李这两位文坛大腕，他们的诗文确也不乏可圈可点之处，但终久还是因为热衷于攀附结交权贵，处处借名敛财，而在后世落了个“飞去飞来”打抽丰（或曰打秋风）的讥诮。打抽丰者，用文明话是揩油；用俚俗话说，还不是高雅的“空手套白狼”吆。面对这类有损清名的庸俗作为，怎不令人惋惜地作“若使见鱼无羡意，向人姿态更应闲”之感叹呢。

旧时的山人墨客“借士大夫以为利，士大夫亦借以为名”，各有所图，互演双簧，也是那个时代的社会风气使然，不足为奇。且不管它。我们还是言归正传，说说今天科学家飞来飞去这种反常现象吧。按说作为一个爱岗敬业的科学家的本真状态，要么是坐拥书城，手不停披；要么是面对电脑，全神贯注；或者是在实验室陶醉于无休止的试验，抑或是跋涉于旷野进行紧张的科学考察。总之是需要精神的高度集中，身心的全部投入，目标的一往直前。别妄想有更多“手挥五弦，目送飞鸿”的悠闲自在。用十九世纪匈牙利著名数学家亚诺什·波约伊他父亲那句诫子的话来说，那就是要攻克一个科学难题甚至“会剥夺一个人的全部时间、休息、健康和幸福。”科学史上历历可数的实践记录也佐证这一点。试想，牛顿要不是常常一连六个星期，不分昼夜地在实验室工作，能够成为一代的科学巨人吗？爱迪生要不是经过了一千四百六十天的日夜苦战，新型的“镍铁硷电池”能够问世吗？诺贝尔要不是在马拉伦湖上的实验室苦干了四年多，做了几百次实验，才有了三硝基甘油和硅藻土合成的烈性炸药的发明吗？予此可见，科学家必须具有一种抗拒一切声色犬马的诱惑，排除各种繁文缛节干扰的定力方能事业有成。因为时间对他们来说，委实比金子更宝贵。

当然，对时下某些科学家飞来飞去的现象，我们亦应作冷静客观的分析。事实上为了正常的学术交流和信息沟通，必要的“飞来飞去”自是在所难免。但也切忌顾此失彼，因小失大。尤其是有科研重任在身的科学家，万勿因此耽误和荒废了自己的本业。倘若象那篇新闻中所提到的某位科学家“创纪录的时候一星期内在上海和北京之间飞了三次，两头的会还等着他，而且他还是一位博士生导师。”（详见6月13日《文汇报》）乖乖，如此这般走马灯似的飞来飞去，自己时间的溶液已达到饱和点上了，哪还遑论什么课研和授课解惑！兴许是科学机制上的不健全，以及客观上的安排不当，才导致科学家“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吧！因为当代德国哲学大师海德格尔也似乎遭遇过同样的烦恼，曾无可奈何地叫苦：“我在小屋里工作一次次被各种各样的研讨会、会议和弗莱堡的教职所打断。”我想居多的科学家的情况也大抵类此。至于其中少数人步陈眉公和李笠翁的后尘，行色匆匆地飞来飞去，醉翁之意不在“红包”，那就真是要上科学“飞人”的排行榜了，只能让人哑然失笑，不屑与论的了。

不管怎么说，毕竟科学家要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突破，有所建树，还是要尽量减少飞来飞去（如有人所言：飞来飞去即为飘来飘去）的无谓应酬。特别是要婉拒那些多如牛毛，却已逐渐有点变味的什么“研讨会”、“论证会”之类的盛情邀请。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曾有一句借以自律的治学箴言：“板凳须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我看重提它，并将其作为“他山之石”，恐怕倒不失为扭转当前学术界飞来飞去现象的一剂对症良药，不知科学界的衮衮诸君以为然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