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人·狂人·实在人

郁文

也许是文人相轻的积习使然，对于时下当红的一些“著名作家”和“学者”，我内心是颇不以为然的。每每对于他们动辄“轰动”的宏文大作嗤之以鼻，在他们签名、出镜作秀，崇拜者争先蜂拥之时退避三舍，而且对于那些自得灿烂的尊容报以“白眼”。信奉着谢泳先生那个“三分法”——写作者分为文人、学者和思想家的标准，因而视时下的所谓文坛不过一浅薄而“牛圈”气冲天的名利场，诸多热闹喧嚣中一会儿指点江山一会儿充当选美评委一会儿鉴赏红木家具一会儿对足球评头论足忙个不亦乐乎的华威先生们，不过是混迹其中的帮闲而已。因而几年前在书肆里见到李武讯几本小说，随手翻过依旧物归原处，充其量在脑中闪过一个念头：陕西文坛又有一个弄文学的。

正视李武讯是一两年间的事。

我平生有一陋习凡到别人家造访，常常不拘关系亲疏、主人乐意忙闲，就登堂入室到人家书房或书架前扫描一番。朋友王君系我20年前在政府干事时的同事，前年偶然重逢谈得投机便隔三差五走动起来，知我在编一时政周刊常将看到的佳作送来，希望转发引起更多读者的阅读共鸣。于是又在王君书架发现有几本李武讯的集子，王君告我此人是你长安乡党，云云。我历来遵循“亲不亲，阶级分”，并未以为然；后来王君聊起他当年插队就住在李家，与李武讯同吃同住同劳动五六载，李家人很是厚道实在，而李武讯打小爱好文学，属于地地道道的民间写作。因此而对李陡增几分亲切感。

尽管如此，正如杨绛所言：吃鸡蛋何必非要看见产蛋的老母鸡，王君几番想引见我认识李武讯，我因忙实际上还是积习难改的原因与他仍为陌途。直到乙酉年春节过罢，他的新作《雪落豹子沟》举办首发式，朋友相邀总算一睹这位乡贤的风采。

没有公款支撑的那种冠冕堂皇、大张旗鼓，由几个朋友帮忙操持的首发式，设在西安菊花园巷内一个小火锅店内，来宾们除几位新闻界同仁外，没有一个政府和文化界要员，文友们大都属业余作者，个个衣着俭朴甚至有些寒酸，显系来自乡下。几十号人依长椅、短凳随意而坐，服务员则递过一玻璃杯淡茶，小说的责编小蒋大侃小说的“突破”，听众或笑或叫，半晌却不见李武讯的踪影。

待有人将人窝中身穿牛仔便装的李武讯拽上台来，方知刚才在门口忙活的那位关中汉子竟是今日的主角。若非一头向后卷的长发和眼镜，其兵马俑式的扮相与任何关中精明的农人和企业师傅无异。后来得知实际上他迄今还确实是一个农人——户口仍在长安，只是放下锄头，完全靠写作为生。

也许是身处体制外，他的讲话没有惯常作家的扭捏和作派，除了感激大伙“促哄”（长安土话帮衬关照之意）外，谈起文学一口土腔直发狂言：

作家需要读者，而不需要头衔；

读者需要作品，但不需要“作家”；

我为中国文学的严重滞后而悲哀，为中国作家的“乐不思蜀”而脸红。

最使人感到“震撼”的是“如果上天恩赐，我将倾注生命和灵魂去冲刺诺贝尔文学奖”。

狂是够狂，愣是够愣的。但一番了解下来我却不敢再存轻薄之念了。生于1958年的这位农家子弟，在辛劳谋生不依赖任何官饭情况下，已出版长篇小说有《南山草》、《黄土魂》、《厚土高天》（上下）、《冰雪儿》（上、下），另有散文集《飘逝的爱》、电视剧《灞河作证》等等，他的长篇动辄五六十万言，历时五载三易其稿上下两大卷的《雪落豹子沟》洋洋竟达100万言，其小说风格还不断创新，比如这部新作就运用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手法。一部长篇即达百万言者就笔者所知在陕西尚少有出其右者。文学之优劣虽不以长短来品评划分，李武讯的作品也自待方家鉴赏定位，但在诸多文人视作品为敲门砖的时代，仅以五年不辍三易其稿百万言的劳作，就只有视文学为生命的“傻子”方能有此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