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艺事源远流长

文/顾育豹

电视连续剧《水浒传》的播出，引发人们对水浒题材的戏曲、曲艺、小说等艺术的演变溯源。北宋宣和三年（1121年），发生在山东一带的宋江农民起义，在以后的800多年中，一直是戏曲、曲艺、小说创作的重要题材，它们互相影响，互为补充，为我国文化艺术史增添了光辉的一页。

早在宋末元初，水浒故事已成为艺人们讲述演唱的重要内容。南宋罗烨《醉翁谈录》中说“开辟”有“公案类：石头孙立”、“朴刀类：青面兽”、“杆棒类：花和尚、武行者”等，显然是水浒故事最早的段落。元代杂剧兴起后，大量的水浒故事被搬上舞台，成为元杂剧表现的重要内容。其中较著名的有高文秀的《黑旋风双献功》、康进之的《梁山泊黑旋风负荆》等十几种，为戏曲剧作反映农民起义开了先河。到了明代，杂剧中仍有水浒戏出现，如朱有敦的《黑旋风李逵》、《豹子和尚自还俗》等。在南戏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传奇，也把梁山起义英雄的事迹，作为内容。这就是著名的李开先《宝剑记》、沈璟《义侠记》等。

与此同时，水浒故事由舞台戏曲、曲艺反过来促进了水浒小说的产生，这就是施耐庵、罗贯中撰写的长篇章回小说《水浒传》。《水浒传》的诞生，使水浒故事达到了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地步，同时，为戏曲演出又更多地提供了改编的素材。清代戏曲中繁多的水浒戏，大多从小说改编而来，如宫廷大戏《忠义璇台》这套二百四十出的连台大戏，从洪太尉误走妖魔编起，一直到宋江遇害、吴用上吊止，基本按《水浒全传》的人物故事和情节顺序编排的。

在水浒戏曲、曲艺、小说的创作过程中，历来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态度。一种是对梁山起义军予以充分的肯定和赞扬，如元杂剧中的水浒戏，深刻揭露和鞭挞了统治阶级的罪行，歌颂了起义军“除暴安良、替天行道”的业绩，有较强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而在明杂剧中的一些水浒戏，由于作者的贵族立场，则对起义军进行丑化和污蔑。如朱有敦的《豹子和尚自还俗》，把水浒英雄写成“家住梁山泊，平生不种田，专以劫掠人们的钱物为生”的强盗。清代《忠义璇台》中也充斥了大量丑化劳动人民和歪曲梁山英雄形象的封建糟粕。

解放以后，许多优秀的水浒故事被重新搬上舞台，有些片断章节还拍成电影，广为流传。八十年代初，山东电视台则将小说《水浒传》拍成电视系列剧，在神州大地掀起巨大反响。此次中央电视台推出43集电视连续剧《水浒传》，使众多水浒英雄形象和海内外观众一一见面，这是水浒题材的新开拓，亦为水浒文学增添了辉煌灿烂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