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何以衰败

□文/东方

破产法自1988年11月1日实施以来，宣告破产的大大小小企业已近2万家。企业破产后，以前一直掩盖着的大量问题也暴露出来了。剖析这些问题，特别是总结一下“人祸”方面的教训，对改进企业管理、提高企业的竞争力以及对反腐倡廉工作，都是有益的。

明星为何陨落？

破产的无论大企业或小企业、国有企业或集体企业，不少单位都曾经有过辉煌的历史，但不久却如流星，在万里星空一闪而过，便消失了：

西安无线电一厂，生产的海燕牌电视机曾闻名全国，陕西省政府曾授予“省级先进企业”、“陕西经济明星”等称号。1993年被国家统计局确认为“中国500家最大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企业”……1996年3月，厂长张群宝等8人因经济犯罪被逮捕，不久，工厂宣告破产；

新疆库尔勒蕃茄制品总厂，江泽民主席1990年8月亲笔题写了厂名，是中国最大的蕃茄制品企业，产品在首届（1998）中国食品博览会上获金奖，全国轻工业科技活动周获金龙腾飞奖……1997年7月，这个厂留下1.5亿多元债务，宣告破产；

娄底八一橡胶集团公司，湖南省轻工系统的明星，厂长钟选才先后被授予全国青年新长征突击手、省青年优秀企业家、地区劳动模范等称号……1996年5月，公司宣告破产，钟选才入狱；

石家庄电视机厂，也曾是国内同行业中名列前茅的大企业，生产的环宇牌电视机畅销全国并打入国际市场。组建中国环宇电子集团公司后，一味铺新摊子，上新项目：远离主层产品兴建空调器厂、纸箱厂等4家企业，因产品无市场，一直未启动，损失2亿多元，而同期对电视机的投资只有3000万元，大大低于同行业其他厂家，很快被市场淘汰；

曾经是冶金部冷弯型钢管定点厂的广州异型钢材厂，90年代初生产形势喜人，由于好大喜功，把一条好端端的生产线拆掉，损失几百万元，借贷3000多万元和外商合资的新厂、引进的设备价格高得离谱，一投产就亏损，于去年9月底破产；

除了市场意识差，决策失误以外，导致企业破产的通病是管理混乱。不少企业的管理，已经混乱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

不依规矩，怎成方圆

面对破产，上上下下有各种说法：企业包袱太重，资金紧张，原材料价格上涨，市场疲软……等等，全是客观原因，面对企业管理中的问题，却视而不见，讳莫如深。

按辨证法的观点，“内因是变化的根据”，任何客观条件的改变，都不能取代企业本身的工作，都不能代替企业的内部管理。

重庆针织总厂，锈蚀的设备悄无声息地躺在车间里，工厂周围的100多家个体作坊，却机声隆隆，日夜加班加点，它们的产量可与总厂相比。总厂干部工人早晨进厂报个到，就到个体厂上班去了，个体厂缺原料，也自有人从总厂运去。

“外国有个加拿大，中国有个大家拿，终于把工厂拿回了家”。——重庆针织总厂破产后，有人这样总结。

“大家拿”是企业的普通现象。掌握各种实权的人，则是利用职权大拿特拿。最突出的要算供销人员挪用货款：

西安无线电一厂，销售处长邓X，挪用公款100万元，参与某县广播电视局经营，获利12万元，全厂另有5000万货款未收回；

郑州啤酒厂，60多名业务员，挪用销售款1020万元，最多的1人挪用100万；

八一橡胶集团公司，187名销售人员，挪用货款1279万元，有些已无法追回……货款被大量挪用，反映了营销管理失控，也反映了财务管理的混乱。

财务管理，虽然从中央到各单位都有法规和制度，可是在企业就形同虚设：

西安无线一厂，违法设立的帐号多达61个，小金库20个；

郑州啤酒厂，八一橡胶集团公司等单位，从银行贷到的巨额资金，都不通过财务，就转到了外地，公司经理还批准白条报帐2000多万元；

郴州白天鹅经贸公司，领导可随意到营业部拿现款，何浪平主管公司几个月，拿走140万元，破产清算时，只得作“估计无法收回的财产”……

管理混乱，头头们混水摸鱼，直到企业资不抵债而破产，似乎成了一个规律。

“企业破了产，厂长发了财”

南京市纪委对100家亏损企业进行效能监察后，得出结论：以权谋私导致人心涣散，是企业亏损的重要原因之一。

企业头头以权谋私，已到了无所顾忌的地步：

党的干部政策是“任人唯贤”，一些企业却是用人唯亲。亲戚朋友不但是好岗位，还是重要岗位。重庆针织总厂，6年中换过5任厂长，每任厂长上台后，都要重新对厂级副职、总工程师、总会计师及中层干部大换血，全部换成“自己人”；八一橡胶公司的领导班子和中层骨干，80%以上是厂长的家族兄第姐妹、亲戚朋友；为贪图享受，竟不顾亏损，挪用生产资金，牺牲企业利益，都要修建新房子，购买进口车子，还要大吃大喝，甚至公款嫖娼；

西安无线电一厂，生产经营已陷入困境，厂长张群宝用180万元购买别墅，坐上港商送的高级轿车后，厂里330万美元就让对方挪用；

已被判处无期徒刑的芜湖二棉纺厂厂长黄德祥，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货款100万元，购买桑塔纳轿车和装修厂长办公室各用去20多万元，不久又花60万元，将桑塔纳换成凌志400型轿车；

重庆垫江县水泥厂，厂长张元仁任职14个月，报销生活费24万多元，平均每天吃掉552.4元。他和销售科长、财务科长等4人各带一名发廊妹寻欢作乐，数千元支出全是厂里报销……

对于公款消费，“吃喝嫖赌全报销”，这些人并不满足，还要不择手段，大肆攫取金钱。

攫取金钱的主要手段，是贪污、挪用和受贿。作为企业的当家人，受贿比贪污挪用的发案率高得多，受贿的危害也更大。

让企业青春常驻

中国青年报曾登载过一个典型：河南泌阳县水泥厂，以前不到两年就换一个厂长，换了12任厂长，1994年5月，当地农民王义堂接任厂长时，亏损123万元，当年底就盈利70万元，第二年实现利税525万元，第三年原材料价格大幅度上涨，仍实现利税470万元。王义堂没有别的“法宝”。他只是一身正气，抓住经营管理：对原来的规章制度都没有改动，但抓了落实，不再是贴在墙上的空口号……

经济学家称这为“王义堂现象”。王义堂现象说明：现阶段，厂长经理个人的道德境界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企业的兴衰和生死。

最近几年，我们恰恰忽视了厂长经理的道德境界，忽视了对权力的监督与制约。

中央电视台记者在西安无线电一厂采访厂党委副书记熊宋健：“厂党委能对张群宝（厂长）起制约监督作用吗？”熊书记回答：“厂党委起不到这个作用！”连厂党委都不能制约监督厂长，厂内其他监督机构，就更是“聋子的耳朵——摆设”。企业领导班子问题已引起了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九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许多办得不好的企业，主要是领导班子有问题。要完善对经营者的选聘、监督、考核和奖惩办法……可谓一矢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