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人的清贫与富有

□文/陆放延

自古以来，清贫似乎与读书人结下了不解之缘，如影之随行。但读书人自有自己的生活哲学。自足的读书人，守住一方属于自己所有的精神空间，沉迷其中，也自得其乐。“一箪食，一瓢饮，曲肱而枕之，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精神生活的富有冲淡了物质生活的清贫，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所以成就了读书人特立独行的品格。

在清贫甚至艰难的生活中专心一意，读书人的事例可谓不胜枚举，每个事例都足以使人怦然心动。50年代，在胡风案子中，有一个年轻人孙中晓因为与胡风通过几次信，因而被打成“胡风分子”，开始是被捕入狱，后又保外就医，送回绍兴县原籍在群众监督下劳动改造。当时，他仅是个25岁的文学青年。回到原籍以后，每天吃着二三两的粮食定量，过着半饥半饱的苦难生活，而且基本上分文不名，连牙刷、毛巾也买不起，用破布刷牙，用旧布洗脸。然而，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的求知欲反而更加强烈。没有钱订报纸，就风雨无阻地来回坐几十里的手摇船，去县城的读报栏站着读几个小时的报纸；没有钱买书，就硬是勒紧裤带，省下钱来买了两箱子书；没有人可以进行交流，就在废纸订成的本本上写下读书心得体会。在这样常人难以忍受的处境中，他竟然苦读了康德、黑格尔、罗曼?罗兰、孔子、荀子、朱熹等大家所著的名著，并写下了今日已经成书的《无梦楼随笔》。他曾经写道：“长年幽居，不接世事，贫困之乡，可读之书极少。耳目际绝，灵明日锢，心如废井，冗蔓无似。偶作思索，有宛如走羊肠小道之感。”张中晓读书思考就是这样执着，可惜30年前这个读书人在贫病中死去了。已故的北京商务印书馆编审刘叶秋先生，几十年如一日从事文字编审整理工作，他自题其书斋名日：“二密栖”，外人一时难解其奥。原来，他的书斋卧房是在一间斗室内隔成的，其另半间住着高堂老母。此书斋2.7平方米，这便是斋名“二密栖”的由来。书斋内一张床占去大半，一块木板悬于床墙之间，便是刘先生的书桌和写字台，他还仿唐人刘禹锡的“陋室铭”作一自勉歌，歌云：寸土偶空，辟兹舟室，不足回旋，聊堪容膝，可供啸歌，可读经史，虽小何碍，纵大无取。……刘先生旷达的个性由此表露得淋漓尽致。刘先生就在这样的“二密栖”里完成了上百万字的编著来，直至春蚕丝尽。

自古以来，绝大多数读书人就象张中晓和刘秋叶这样在清贫的物质生活中享有精神生活的富赡。当在读书人眼前晃过一条小溪时，他听得见小溪在歌唱，他能目送叮咚的溪水流向远方，似乎一直能看它流向大海。当读书人走过一块土地时，他能想象着千年前脚下这块土地上飞奔的鹿群，当读书人面对滔滔江水，能想起孔子说过的话：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于是油然产生珍惜寸阴、自强不息之慨。如果不读书，一生只能在浅层次里思维。有个记者去西北采访，他与一个10来岁的失学放羊娃有如下对话：“娃子，你放羊干嘛？“挣钱”。“挣钱干嘛”？“娶婆姨”。“娶婆姨干吗”？“生娃子呗”。“生娃子呢”？“放羊”。孩子笑眯眯地赶着羊群离去了，而那位记者的眼睛里却噙满泪水。

尽管读书人自古以来就与物质生活的清贫结缘，但是时代跨越到今天，读书人还该是清贫的群体吗？应该说，时代已经跨越到知识经济的时代，执科学文化知识之牛耳的读书人决不该再与物质生活的清贫乃至困窘打一辈子交道。一个有发明创造的科学家，一个能够著书立说的学者，直至一个文化程度较高，因而更多的掌握现代农业技术的农民，都该是我们的社会上不清贫的人。物质生活的过度清贫，实际是对读书人的慢性的戕害。读书人透支着生命，有的英年早逝，就象张中晓那样，这是文明社会的无法弥补的损失。一个健全的文明发达的社会，就应该让读书人精神和物质都富有。唯如此，才能更多的创造文明的成果，推动社会的进步。一个读书人精神和物质都富有的社会，才能称得真正意义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社会。改变读书人生活清贫这个千古难易的定律，该是当下我们社会的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课题。